２００６年３月一个阴沉的下午，我在哈佛的洞穴般的怀德纳图书馆（Ｗｉｄｅｎｅｒ ｖ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看见了一册 Ｃ．Ｐ．斯诺的《两种文化》（犜犺犲犜狑狅犆狌犾狋狌狉犲狊），放在我正在找 的两本书上面的书架上。回想它在５０多年前出版时引发的争论，意识到我正在 寻找一个在即将到来的夏天中要加以探究的主题，我把它和我要找的两本书一 起借出。接下来的周末，我读了斯诺的文章，有一点很明显：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在各门科学和研究型大学中发生的变化已使斯诺的分析显得有点过时了。把他 的观点与当前的现实比较一下，这种努力似乎是值得的。

最明显的变化，是在物理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中，重要科学项目的影响越 来越大，这些项目需要昂贵的机器和一个个具有各种才干和动机的团队。在我 读研究生时，科学家一般都去大学建筑物的地下室里，那儿的工作室都是他自己 安排并建立起来的，或者是由系里的技术员建造的。一次试验所需要的所有仪 器都由这位老师自己设计和管理，或者由一位研究生帮助他收集和分析证据，撰 写、修改论文，报告某个令人感兴趣的结果。两个头脑和四只手完成所有的工作， 常常没有外界资金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实验取得成功，就品尝自豪之 感；如果不成功，挫折和悲伤会混为一体，但不论欢喜或悲伤都只限于两个人。

当几百个专家设计的各种实验由访问国际空间站的一个个团队来执行时，这些情感被严重地淡化了。这些实验是为寻找可能发现新的粒子的强子对撞机（ＨａｄｒｏｍＣｏｌｉｄｅｒ）做准备工作，为人类基因组提供证据，或用磁扫描仪（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ｃａｎｎｅｒｓ）研究大脑。在这种背景下，欢乐和悲伤的情绪在许多人中分散开来，由大家来承受———正像银行经理那样的心情，他们把成千上万的抵押单据捆扎起来并出售给对冲基金（ｈｅｄｇｅｆｕｎｄｓ），以便减少这些单据的任何拖欠将会造成的风险。

由这些大科学机器所产生的观测结果，已经改变了想象各种概念发明时的那种轻松心情，发明这些概念本来是为了解释这些大科学①机器所产生的那些神秘的信号（ｓｉｇｎａｌｓ）的。弦（ｓｔｒｉｎｇｓ）在十维空间（ｔｅ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的振动、希格斯玻色子（Ｈｉｇｇｓｂｏｓｏｎ）、某个种群中的基因漂流（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ｒｉｆｔ）都是此类概念的例子，这些概念比细菌、行星轨道、分子或基因等概念更难想象。从伽利略（Ｇａｌｉｌｅｏ）到门德尔（Ｍｅｎｄｅｌ），大部分科学观念对人类的想象能力都是友善的，因而较容易理解，也较容易向好奇的公众作出解释。

这些大科学机器创造了两个附加的问题：其高成本意味着研究人员需要从联邦政府与／或从各慈善机构得到大量基金；只有少数在配置此类机器的地方工作的幸运的研究人员才有可能作出重要发现。所以，一个年轻的野心勃勃的科学家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地方，以便享有这些神奇的、强有力的探究优势。这种情况在少数拥有特权的研究者和对同样的问题感兴趣但碰巧远离上述工作条件的人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一个僧侣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用豌豆这种植物做实验，从而在遗传学方面作出一项重要发现，这种怪事在今天已经远比门德尔的时代要少得多。

大学各学院的院长和教务长很快就开始赞赏他们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因为他们为自己的研究所招来大笔大笔的金钱，这些钱一直堆到天花板。他们感到报答这种善意是一种义务，因为这使得他们的教学活动更从容，同时他们还对这种善意怀有一点额外的敬意。可以预见的是，许多自然科学家把他们新取得的这种身份解释为正当所得，少数人则开始在其声明中显示出某种傲慢。

斯诺曾赞美这些自然科学家，因为他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会减少这个世界的饥饿，并可能促进世界和平。他没有预见到后来两代人所经历的历史过程。

在斯诺的时代，每所大学的校园都是一个家庭，许多系科的成员都依此来识别自己的身份。但当联邦政府和各慈善机构成为研究基金的主要来源，成为在异国他乡举办各种讨论会的东道主时，许多科学家的主要忠诚对象已从他们自己所在的大学，转向了这些慷慨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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