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家总是喜欢说人类和苍蝇享有很大一部分共同基因，但不注意这些共享基因的排列在这两个物种中是不同的。甚至在生物学的范畴中，“雄性”（犿犪犾犲）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雌激素受体（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调和雄性胎儿的各种男性特征的发育，特别是睾丸和阴茎；第二种受体阻止未出生的男孩身上各种女性特征的发育。［２７］所以，存在两种关于男性的生物学范畴：一种是抬高男性特征而抑制女性特征的，而另一种是同时强烈地体现男性和女性特征的（也就是说，男性的生殖器与各种更女性化的特征相结合，如圆形的而不是方形的脸、较不突出的下巴、体毛较少及略微有点厚的嘴唇）。生物学中不存在雄性的连续量表（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ｃａｌｅ）。

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研究许多最适合称之为类型（ｐａｔｔｅｒｎｓ）的现象。研究１８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或８世纪低地玛雅文化的古典时期的历史学家懂得，这些术语指的是在特定地方的特定历史过程中的许多观念、符号、制度和习俗的各种独特的配置。日本、英国和美国共享许多政治和制度上的特征，但社会学家把它们作为各种社会类型来对待，因为它们有不同的历史。当切斯瓦夫·米沃什（Ｃｚｅｓｌａｗ Ｍｉｌｏｓｚ）和维托尔德·格姆布洛维茨（ＷｉｔｏｌｄＧｏｍｂｒｏｗｉｃｚ）这样的作家公开承认对他们的民族感到羞愧时（米沃什是立陶宛人，格姆布洛维茨是波兰人），读者们理解他们的感情是历史的产物，是种种思想和情感独特配置的结果，不应把这看成类似于一个入店行窃而被抓住的青少年所感到的羞愧。个性和病  状（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的形式（ｔｙｐｅｓ）也属类型。与那些只经历过抑郁症的人相比，各种治疗性干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对经历过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病人效果较小。虽然因犯罪而被捕的青少年共有某种单一的特征，但应该根据种族、生活史和冲动性（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把他们归入不同的范畴。［２８］严格依赖各种单一的特征或各种单一的类型，必然伴随着各种独特的解释和探究方法。为许多自然科学家所喜爱的前一种策略，使得苍蝇和人类变得只有量上的差异；而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所喜爱的后者，意味着这两个种类性质上并不一样。兴趣问题和作为理论发祥地的观念的网络，决定了某套关于特征或类型的词汇是否得到应用。

科学家常常基于一个模型的各个基本特征是许多相关物体所共有的假定，来搜索一种特殊的现象或生活型（ｌ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ｍ），把它看成许多不同现象的一种完 美的模型。生物学家选择了大肠杆菌（犈．犮狅犾犻）、果蝇（犇狉狅狊狅狆犺犻犾犪）和线虫（犆．犲犾犲 犵犪狀狊）作为适用于人类的各种遗传过程的模型。社会科学家选择“囚徒困境”的游 戏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政治领导人的经济交易和决策的模型。人类学家 曾认为狒狒（ｂａｂｏｏｎ）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完美模型。约翰·鲍尔比和玛丽·安斯 沃斯（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深信，对一个依赖照顾人的幼儿而言，在“陌生处境”（Ｓｔｒａｎｇ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下的行为是一个好模型；弗洛伊德相信小汉斯（ＬｉｔｔｌｅＨａｎｓ）的病历①是调解所有恐惧症（ｐｈｏｂｉａｓ）的机制的代表。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研究者最终都认 识到，每一种现象都具有他们希望弄懂的那些更复杂的现象所没有的独一无二 的特征。

然而，某些模型产生了有益的后果，因为后来对各种模型的研究在方法论上 导致了预想不到的进展。比如，对大肠杆菌和果蝇的研究导致了多种发现，使克 隆羊“多利”（Ｄｏｌｙ）的出现成为可能。所以，选取某种生物模型（ｍｏｄｅｌ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或程序可能是有用的，即使原先的希望没有实现。这项工作的目的是断定一个 模型的哪些特征是与我们所希望理解的其他现象共有的，哪些特征是限于动物、 过程或所选择的程序的。当探究开始时，这个难题很少有明显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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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０９年，弗洛伊德以一位５岁男童小汉斯（ｌｉｔｔｌｅＨａｎｓ）的病例来说明恐惧症的形成，这是心理学 对儿童期问题正式开始重视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