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家头顶上的光环变得暗淡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是公民们认为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要间接地为以下问题负责：日益严重的空气和水污染、地球变暖、灾难性天气变化的威胁、有毒核废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脏弹（ｄｉｒｔｙｂｏｍｂｓ）。

当然，科学家们也对这些有害的研究后果感到遗憾。沃尔夫冈·帕诺夫斯基（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Ｐａｎｏｆｓｋｙ）是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ｌｉｎｅａｒ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的第一任主管，他告诉一个采访者，科学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使“更多的人可能因此而受到伤害；越来越少的少数人可能伤害越来越多的多数人”，科学家对此负有一部分责任。［６］伯特兰·罗素８０年前就控诉自然科学家剥夺了人类向善的愿望，使人类文明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面临毁灭的威胁。在一个更微妙的层面上，允许某种软件程序击败一个象棋大师，允许一个外科医生把计算机芯片植入一个瘫痪病人的运动皮层（ｍｏｔｏｒｃｏｒｔｅｘ）以便使其有可能进行某些协调运动（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都危及人类主体性（ｈｕｍａｎａｇｅｎｃｙ）的传统意义。不难想象，将来的某一时间，我们学院的教学讲堂中不会再有一个活人；讲堂里的每一个座位上将放着一个摄像机，以生动的色彩记录下安放在讲台上的另一架机器播放的一位教授的讲课实况；不允许提出任何问题。

生物学家也受到这种批评。研究者试图通过胚胎干细胞（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来克隆人类，把新的基因植入植物或动物体内，完善代人受孕的程序，让放在皮氏培养皿（Ｐｅｔｒｉｄｉｓｈ）里的一个陌生人的精子进入一个捐赠者的卵子，然后把它植入一个代孕母亲的子宫，这位母亲将会把新生婴儿交给任何一对能够提供一笔不菲费用的双亲，所有这些都威胁着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传统的伦理基础。公众还担忧某些为药厂工作的科学家可能隐瞒某种药物有严重副作用的证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过早地为减少孕妇初期反应的萨立多胺镇静药（ｔｈａｌｉｄｏｍｉｄｅ）颁发许可证，导致了近８０００个畸形婴儿的出生。德里克·博克（ＤｅｒｅｋＢｏｋ），哈佛大学前校长，感觉到由大学研究人员与产业之间的财政合作协议产生了种种道德问题，敦促人们在教室中及在全体教师会议上对道德问题展开更直截了当的讨论。［７］媒体习惯性地传播着世界各地的毫无意义的人类暴力行为，这使很多公民感到忧虑。一些人寻求安慰，要求科学家对强加给那些用于健康研究的动物的不必要的痛苦实行限制。不可避免的是，领导这一工作的科学家，不管其动机多么仁慈，都会被贴上“残忍”的标签，或被认为他只关心自己的事业。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心，还有媒体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实行的道德上不可原谅的各种实验的报道，促使美国国会于１９７４年通过立法，要求各大学建立起审查委员会，负责评估所有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的道德意蕴，并有权阻止一个科学家从事任何他们判断为有疑问的研究项目。仅仅３０年前开始，任何关于科学家可能不关心这个共同体的道德标准的意见都会被看成是一种侮辱。但当代科学家接受了这种对他们的良心的监控。他们抱怨这些委员会作出的日益具有限制性的决定，但都体会到他们不再拥有要求废除这些决定的道德权威。公众受到世俗权力和自然科学家不时表现出来的傲慢的威胁，正试图“砍掉那些高罂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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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砍掉那些高罂粟”的原文是“ｌｏｐｏｆｆｔｈｅｔａｌｌｐｏｐｐｉｅｓ”，意思类似于我国的谚语“枪打出头鸟”，指人们对那些过于张扬的有钱人或取得成就的人，持一种批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