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六年刘邦定都关中，直至此时，关于张良的病情未见其他文献有明确记载。不过张良从此时开始便“杜门不出”，可见其中确有生病的因素，当然，除此以外应当有其他原因。

一是知足。张良自称，家中五世担任韩国国君的相国（家世相韩），韩被秦灭，不爱万金，要为韩报仇。现在，以“三寸舌”成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达到布衣生活的顶点，对我张良而言，已经十分满足了（足矣）。所以“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二是自保。司马光作了这样的解释：人生必死，犹如黑夜必有黎明（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生死而独立存世（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独存者也）。像张良这样明达事理之人，肯定知道神仙之说是骗人的鬼话（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而张良却宣称要跟随赤松子游仙，恰是这样的托词，倒可以看出其超凡的智慧（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身为人臣，最难处理的就是如何对待功名（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三杰之中，韩信族诛，萧何入狱，不都是因为声名太盛却不知身退（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只有张良，托称求仙，摆脱世间俗物（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物外，置荣利而不顾”，人们常说的“明哲保身”，恐怕只有张良做到了（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司马光认为张良“杜门不出”，学道求仙，完全是明哲保身。这一说法影响非常之大，但也尚存有待商榷之处。

司马光之说错在哪里？错在他忽略了“淮阴诛夷，萧何系狱”是在“张良谢病辟谷”之后。张良“杜门不出”之时，韩信正从齐王徙封楚王，锦衣还乡，所谓叛衅，未露端倪。刘邦此时虽有诛杀的行动，但所诛“皆平生所仇怨”。张良作为刘邦的心腹，立万世之功，怎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司马光的说法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刘邦对异姓诸侯王大开杀戒，张良不可能对这种做法表示心悦诚服地认同。我们在讲陈平用调虎离山之计诱捕韩信时，曾经讲过，为什么那时候听不到张良的声音？原因只能有两个：一是不能说，二是不愿说。张良抱病，已经不再参与军国大事，便不愿再多言；他看到了刘邦必除韩信的决心，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

尽管这样，张良并未就此退出汉代政坛，他始终和西汉政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邦有很多事情依然会和张良商议。《史记》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对于这几句话的理解，现在的人往往认为司马迁写《史记》并非每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无关军国大事，舍而不录。所以张良闭关后与刘邦的接触、交流应当还相当广泛，不仅是军国大事，即便是无关军国的事谈论得也非常多。

《史记·留侯世家》还记载张良跟随刘邦征战：“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汉书·张良传》称：“出奇计下马邑。”

《史记》、《汉书》都没有记载张良为刘邦出奇计于马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同样因为司马迁和班固的失载而无从知晓了。刘邦生前因为平定韩王信的叛乱到过马邑。但是，刘邦在马邑遇到过什么麻烦？张良为刘邦出了什么奇计？可惜都失载了。但是，“出奇计马邑下”，或者是“出奇计下马邑”，一定不会是空穴来风！还有一种可能：《史记》和《汉书》记载的“出奇计马邑下”或者“出奇计下马邑”是另一件史书未载之事，而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平定韩王信叛乱。

晚年身患重病的张良也未得安逸。刘邦易立太子最急迫的那段时间，吕后强迫张良为她出谋划策，力保太子刘盈之位。此事我们在这里暂不详述，后面会有详解。我们只看这件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那就是即便张良不想过问国事，国事也会找他。

刘邦驾崩之前，张良始终以病弱之躯力尽谋臣的工作事务，也确有“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的想法，并从闭关时已开始实施。后人对此大加赞赏。

刘邦下世后，惠帝刘盈即位，在位七年病故，年仅二十余岁。这对吕后是致命的打击。在哭祭惠帝时，吕后干号无泪（哭泣不下）。张良的儿子张辟强此时年仅十五岁，担任侍中，他心知吕后欲哭无泪的原因。下来后，他对时任丞相的陈平说，太后只有惠帝一个儿子，现在帝崩，太后哭而无泪，您知道是为什么吗？陈平说，实在不解。辟强说，帝无壮子，太后担心你们这些军功大臣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统兵居南军、北军，再让诸吕都入宫掌权，居宫理政。这样，太后自然就会放下心来，你们也都免了大祸。陈平照辟强的意思报告了吕后。果然，吕后大喜。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由吕氏家族掌权的历史时期悄然而至（吕氏权由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