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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桓再度变卦，与太上皇赵佶的提前出逃有很大的关系。

赵佶既然把皇权移交给了赵桓，就不想继续留在京城里担惊受怕，因而在禅位的两日后，便提出要去亳州的太清宫进香。他声称前些日子由于操劳国事忧累成疾，因遥向太清宫祷告，遂告康复，所以应当亲去上香。赵桓明白这是赵佶想躲出去的借口，却也不好阻拦。况且将这个甩手掌柜留在京城里也没什么用，既然想走，就随他的便罢。于是赵桓就很爽快地点了头，并命有司为太上皇的出行做好准备。

郑太后对赵佶的做法是不赞同的。她觉得，赵佶临危禅位已有损形象，再在此时丢下刚刚即位的皇帝独自开溜，更将大折声誉，因此曾劝赵佶暂缓亳州之行。然而赵佶不但不听，反斥她不识时务，让她只管速备行装，其余毋庸多言。为了避人耳目，出行的船只赵佶也没让有司去办，而是命贴身太监张迪，悄悄地去城外码头买下了几只客货两用的落脚头船。

本来，经太史官卜定的出行吉日，乃是正月初四之夜。自然，这个日期是严格保密的，除赵佶外，只有赵桓及宫里为数不多的内侍知道。但连日来金军步步进逼，凶讯一日三传，令赵佶愈来愈稳不住神。尤其是梁方平何灌兵溃黄河的消息传来后，赵佶更似被大火燎了屁股，在龙德宫里一时一刻也坐不住了。

正月初三夜晚，赵佶的眼皮来回乱跳，他觉得不是个好兆头，愈发感到晚跑不如早跑，早跑不如立刻就跑。于是也顾不得什么黄道吉日了，就命张迪秘密通知郑太后和住在宫里的皇子帝姬们，带上细软立即启程。

诸皇戚得到提前出行的通知，以为必是危在旦夕，哪敢稍有迟延，各自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即慌慌张张地来到龙德宫门前聚齐。是夜漏鼓二更，赵佶也没告知赵桓，就带着郑太后、诸皇戚、蔡攸宇文粹中两个行宫使，以及张迪等少数内侍，仓皇遁出通津门，登舟而去。

守卫通津门的将士当然不敢阻拦太上皇出城。但他们看出，太上皇这伙人行迹鬼祟，这个城出得是相当地不光明正大，因此当值的守将一面下令严禁属下外传太上皇携眷深夜出行的消息，一面便派人飞马将这个情况报入了宫中。

当时赵桓刚要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

一天的朝议下来，累得赵桓头晕眼花筋疲力尽，晚膳时他面对着满桌的山珍海味龙肝凤胆一点胃口也没有。朱后问他是不是病了，要不要唤太医来诊治，赵桓说那倒不必，朕不过是劳神过甚而已。朱后看着赵桓明显地消瘦了的面容，以及他那从原本漆黑的鬓角中骤然冒出来的银丝，不免暗自叹息。她发现她过去对赵桓的估计是过高了。

过去做藩王时，赵桓很少对朝政发表意见，朱后原以为那是赵桓在韬光养晦，现在她才知道非也，其实是赵桓根本就没什么政见。既然如此，他即位后在治国方略上无所适从也就不足为怪。朱后这时方感到，将朝廷这副担子压在赵桓的肩上，确乎是过于沉重了些，尤其是在这么一个生死攸关的非常时期。

但是命运就是这么安排了赵桓的人生道路，这副重担，现在他是担得起也得担，担不起也得担，上推下卸都不行。其间那种力不从心的滋味，朱后颇能设身处地地体会到。她很想能为赵桓分担一点压力，却是深感无能为力。后宫干政是被严格禁止的，而且她也自认她不是那块材料。因此她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尽量多在生活上体贴照料赵桓，并尽力保持后宫的稳定，不再给赵桓增添其他的思想负担。

今日朱后见赵桓在晚膳时没吃上几口，膳后特命御膳房另做了燕窝粥送过来，又命内侍唤来了几个乐府歌女在旁抚琴吟曲，总算让赵桓稍得了些放松。然后朱后又亲自服侍赵桓洗漱，陪伴他在龙床上卧下。赵桓虽困乏得要命，一时却睡不着，躺在那里忧心忡忡地来回念叨，朕依了李纲之言，不知合天意否。朱后便一再答曰，皇上的决定不错，我堂堂大宋的京城，又不是一个软壳鸡蛋，岂是金人想吞便吞得了的呢。这事交给李右丞，皇上就尽管放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