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敢于如此狂妄地勒索我朝，盖因欺我守城兵少，势单力薄。但只要我援军一到，局面马上便会彻底改观。我们固守待援需要时间，所以为今之计，主要地就是应当设法拖延时间。

如何拖延时间呢？我们可派能言善辩者为使，与金使互有往返，反复磋商条款，并称犒军之金银物资，须令有司统计造册，方可得其确数。这样拖延下来，多了不敢说，五六天的时间总是可以争取到的。

在这段时间里，估计各路勤王大军可先后抵达。彼时我们重兵云集军威浩荡，宗望孤军深入，必不敢多加逗留。即使其要挟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也只能从速撤军。不然的话，恐怕他想走都未必走得了了。到那时，朝廷可与之签署一份平等条约，并以重兵监视其出境。惟其如此，方可令金人从此不敢再轻视我大宋王朝，不敢再生觊觎我中原疆土之念。

李纲奏罢，即有李邦彦张邦昌轮番出奏。

在战和问题上，他们与李纲的矛盾是早已公开化了的。他们亦已看出，赵桓目前虽然比较倚重李纲，实乃形势所迫，其实内心里对李纲并非绝对信任，更谈不上言听计从。而且，看到李纲挺立殿前口若悬河地侃侃而谈，他们心里非常地不舒服。你由太常寺少卿跻身宰执行列才几天？参与过几次国策讨论？懂得什么政务外交？有什么资格一再地将你片面武断的一己之见强加于人？因此他们开口也不客气，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李纲之论的异议，而且言辞甚为尖刻。

他们的主要意思是：

李纲之言听起来冠冕堂皇头头是道，实际上乃似是而非大谬不然。李纲对形势发展的估计，纯属一厢情愿。他以为昨日打了一天，金军没攻进城，便说明我们能够守住汴京，这未免太幼稚可笑。金军既然不远千里地来了，会只打这一天的仗就罢手么？再打下去，谁能保证守得住？谁能保证我们一定可以坚持到援军到来？勤王大军何日能到，李纲有情报么？能说出确切日期来么？说不出来罢？既然说不出来，这个希望就很不可靠，就没法依赖。如果等来等去，等来的不是我们的勤王大军，倒是金邦的宗翰大军，那可就晚了三秋。那时候只怕纵然是我们愿意答应这些条款，金人也没兴致与我们议这个和了。这岂不是眼睁睁地将议和这条解决问题的最佳之路断送了么？再说那宗望也不是白痴，我们有意拖延时间，他会看不出来？他会容许我们为所欲为？只怕是没等我们拖延一日半日，他便要重新使用火炮说话！

李邦彦张邦昌的分析，很符合一部分畏战者的心理，许多大臣一面听，一面便交换着眼神频频点头。李邦彦张邦昌觉出了这种有利氛围，便说得愈加理直气壮。

他两个相互补充着继续奏道，古语云，大丈夫能屈能伸。目前敌强我弱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承认这个事实，便不能不在议和条款上对金人有所迁就。这是个策略问题，算不得什么耻辱。就算是个耻辱，我们暂时也得忍着。暂时的忍受，是为了将来的复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历史上这样以屈求伸的英雄不胜枚举。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终于打败夫差灭了吴国，不就是个著名的例子么？我大宋现在还远未沦落到当年越国那一步，金人的要求，不过就是割地赔款索要两个人质而已，有何不可应之？在京城自身尚且存亡难保的情况下，斤斤计较那北方三镇有何意义？而与朝廷的安危相比，金银绢彩之属就更是无足轻重了。尽我汴京之所有，以货币易平安，拯百万黎民出水火免涂炭，又有何不可为哉？至于遣送亲王及宰执大臣为质，为示议和诚意计，似亦无不可准者。若我朝果然诚意昭然，令金人尽遂其欲，其安得有不欣然北还之理，汴京之危岂不就此冰消雪融耶？此策较之李纲之说，其结果孰险孰安，不是一目了然的么？

可以同意遣送亲王去金营为质这一条，李邦彦没敢说，是张邦昌提出来的。

在一般人看来，公然在皇上面前提出这一条，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张邦昌却是摸透了赵桓的心思：只要能保得自身平安，付出什么代价赵桓都不会在乎。他敢于如此建言，正可显示他对皇上是忠心耿耿。果然赵桓闻言并无愠色，甚至还颇带赞许地微微点了下头。张邦昌就知道，这个马屁拍对了地方。只是后来那个被遣为人质的康王赵构居然成了皇上，而这件旧事则成了他不讨新君喜欢的一个潜在原因，却是他此时不曾料到的。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