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感觉问路成功了，可以开展下一步行动。

故伎重演。这次是秘书长的儿子准备考托福，虽然仅仅是考托福，离真正的出国八字还不见一撇，但戴向军还是以这个理由一下子送了两万美金。尽管钱是交到夫人手上的，但这种事情肯定瞒不过柯正勇本人。这一次数目比上一次大，而且行贿的意味更加明显，秘书长不能再装糊涂，也没有用一个小电器打发他，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第一次比较正式地与戴向军谈话。

“你发财了？”柯正勇问。

“这要看怎么比，”戴向军按照事先演练好的话说，“如果和以前在部队上比，托您的福，帮我调换了一份好工作，确实是发财了。但如果和其他人比，差远了。南都当地人就不比了，就说我们‘黄埔二期’的战友，许多人都买车了，但我这个专门给汽车发牌照的副主任还买不起车，所以，跟他们相比，我和您一样，穷着呢。”

“哦，”柯正勇问，“他们都买车了？”

“买车了。”戴向军说。

“都哪些人？”柯正勇又问。

戴向军就七七八八说了一大堆人。

听完，柯正勇半天没有说话，在思考。这样思考了一会儿，柯正勇问：“那美金是怎么回事？”

戴向军回答：“上次您出国那笔是我给换的。我承认，我有感恩的思想，又有一种义愤。您这么大一个领导，出国考察，才带一万人民币，换成美金才一千多一点，那些人怎么就那么有钱？所以，没跟您商量，我就自己贴了一点，凑成了五千美金给您。但这次不是，不是我没有这个心，而是我实在没有这个能力。这次是替陈四宝给您的。”

“陈四宝？”柯正勇问。

“对，陈四宝，”戴向军说，“我跟您说过的，是我的那个老乡，您还让我到他公司看看，看看他是真老板还是假老板。记起了吗？”

柯正勇把头向上仰了仰，嘴巴张开，但没有说话，只是又“啊”了一声，表示想起来了，戴向军确实曾经向他说过这个人，有印象。

“他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柯正勇问。

“也没有什么事情，”戴向军说，“上次我就是托他换美金的，他问我为什么换美金，我当时在义愤头上，就把情况说了。他听了也有同感，感觉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像您这样自身能力强对国家贡献大而且廉正的领导反而受穷，出国才带一万块钱，而那些素质不高不务正业甚至是劳改释放人员反而发了大财了，所以，这次听说毛毛考托福要出国，他就主动要求资助一点。”

柯正勇听了一笑，说：“没有这么简单吧？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托我办？如果有，尽管说，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而我又能办到的，就凭他和你的关系，只要你开口，能办的我自然会帮着办。”

戴向军没有立刻回答，故意停顿了一下，仿佛他不好意思说，等秘书长再次催问之后，才说：“肯定不涉及原则问题。他一个个体老板，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是改革开放才让他发财的，对党的政策拥护着呢，哪里有什么原则问题。无非是想争取一个公平的生意机会。”

“说，什么机会？”柯正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