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0.文人士大夫的江湖(9)

水浒-江湖 作者:王学泰


四、士人江湖的堕落

到了宋代,刻书与教育相对普及了,科举制度日益完善,贫寒之家出身的人们有的通过艰苦努力和科举考试走进统治集团,因而刺激了许多人读书,使得读书人数激增,当时士人只有做官是唯一的正途。

宋代科举制度造就了许多合格、有成就的文人士大夫,如王禹偁、寇准、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韩琦、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等,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对社会有一种自觉意识,不仅达则兼济天下,即使退隐江湖,也不忘国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用极其精炼的语句把它概括出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几乎成为后世有家国责任感士人的座右铭。

虽然宋代科举取士比历代都多,但仍是僧多粥少,不能出仕的也很多。这些不能进入仕途的士人如果家乡有房子有地,回乡归隐,高卧不出,还有可能。如果本属贫寒,好容易挣扎着读完了书,幻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当幻想破灭之后,再回家继续贫寒的务农生活是很困难了。于是这些不能重返农村下层社会的读书人分为两批,下者混迹于游民之中,参与了通俗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演出,成为江湖艺人;上者则依傍豪门,成为清客篾片,或成为游荡于江湖的谒客游士,寄食豪门。宋代游走江湖的士人(与游走江湖的人数激增有关)比唐代更为不堪,依傍权贵,助纣为虐,迹近帮凶;一些帮闲文人,则是坑蒙拐骗,公开索要。沈括《梦溪笔谈》记载:

工部胡侍郎则为邑日,丁晋公为游客,见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诗索米。明日,胡延晋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为厌己,遂辞去。胡往见之,出银一箧遗丁曰:“家素贫,惟此饮器,愿以赆行。”丁始谕设陶器之因,甚愧德之。

丁谓在没有发达时,游走江湖,直接“投诗索米”,这在唐代还不多见朋友之间投诗要求帮助不在此例,如杜甫初到成都生活困难,给在就近(彭州)做地方长官的老友高适写诗:“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而在宋代则不是个别现象。北宋末,阮阅编《诗话总龟》特别为“投献”设了一门,可见当时江湖游士的强求索要已经成为风气。其中记载诗人张球向当时居高位的吕夷简献诗云:

近日厨中乏短供,孩儿啼哭饭箩空。

母因低语告儿道,爷有新诗谒相公。见《增修诗话总龟·投献门》,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这是借孩子啼哭发出最后通牒,吕夷简只好“以俸钱百缗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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