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士人江湖的堕落

到了宋代，刻书与教育相对普及了，科举制度日益完善，贫寒之家出身的人们有的通过艰苦努力和科举考试走进统治集团，因而刺激了许多人读书，使得读书人数激增，当时士人只有做官是唯一的正途。

宋代科举制度造就了许多合格、有成就的文人士大夫，如王禹偁、寇准、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韩琦、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等，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对社会有一种自觉意识，不仅达则兼济天下，即使退隐江湖，也不忘国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用极其精炼的语句把它概括出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几乎成为后世有家国责任感士人的座右铭。

虽然宋代科举取士比历代都多，但仍是僧多粥少，不能出仕的也很多。这些不能进入仕途的士人如果家乡有房子有地，回乡归隐，高卧不出，还有可能。如果本属贫寒，好容易挣扎着读完了书，幻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当幻想破灭之后，再回家继续贫寒的务农生活是很困难了。于是这些不能重返农村下层社会的读书人分为两批，下者混迹于游民之中，参与了通俗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演出，成为江湖艺人；上者则依傍豪门，成为清客篾片，或成为游荡于江湖的谒客游士，寄食豪门。宋代游走江湖的士人（与游走江湖的人数激增有关）比唐代更为不堪，依傍权贵，助纣为虐，迹近帮凶；一些帮闲文人，则是坑蒙拐骗，公开索要。沈括《梦溪笔谈》记载：

工部胡侍郎则为邑日，丁晋公为游客，见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诗索米。明日，胡延晋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为厌己，遂辞去。胡往见之，出银一箧遗丁曰：“家素贫，惟此饮器，愿以赆行。”丁始谕设陶器之因，甚愧德之。

丁谓在没有发达时，游走江湖，直接“投诗索米”，这在唐代还不多见朋友之间投诗要求帮助不在此例，如杜甫初到成都生活困难，给在就近（彭州）做地方长官的老友高适写诗：“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而在宋代则不是个别现象。北宋末，阮阅编《诗话总龟》特别为“投献”设了一门，可见当时江湖游士的强求索要已经成为风气。其中记载诗人张球向当时居高位的吕夷简献诗云：

近日厨中乏短供，孩儿啼哭饭箩空。

母因低语告儿道，爷有新诗谒相公。见《增修诗话总龟·投献门》，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这是借孩子啼哭发出最后通牒，吕夷简只好“以俸钱百缗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