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制度下，一个有才能的人在和皇帝的意旨发生分歧和矛盾的时候，都难免有犯上的“逆鳞”之举。当然，这一切必须是在维护皇帝尊严的前提下来进行，否则你只能是“抱道忤时”，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死无藏身之所。

乾隆三十九年(1779年)八月，山东临清发生了王伦组织的清水教民反清起义。给事中李漱芳上疏说是“饥寒所迫”。乾隆却说李漱芳是沽名钓誉。一个月后，清军镇压王伦起义获胜，乾隆亲自在紫光阁审讯被抓获的起义群众，命李漱芳旁听，在这种情况下，被审问者当然不敢讲实话，“无以灾对者”。李漱芳因此事降为礼部主事，范家宾被充军新疆。后来过了四年，礼部请将李漱芳升员外郎，乾隆还没忘此事，没有批准。李漱芳从此就进了另册，这一辈子只做到员外郎。李漱芳等大臣讲实话受乾隆排斥的事实使和珅感觉到，皇帝身边是需要一些为人正直、清俭廉明的正人君子一类的高官，但是你在皇帝面前再正直、再正确，官职再高再大，如果一旦忘记了自己仍只是一个皇帝的奴才的话，也终将会被皇帝所讨厌、遗弃，甚至治罪打入十八层地狱。在他前任的那些大学士、军机首辅们如纪晓岚、阿桂、刘墉等人，无不如此。因此和珅感到奴才就是奴才，只有永远以奴才的身份与皇帝相处，才能博得皇帝的真心喜欢，皇帝才能永远不会从根本上剥夺你的利益。

据《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和珅对乾隆“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在位居大学士之后，和珅仍旧像当年做御前侍卫那样恭谨用命，“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和珅连仆役下人的活都能干，皇帝怎么能不喜欢这样的奴才呢？

和珅的这种忠实的奴才身份，甚至在乾隆决定归政给嗣皇帝嘉庆，大清朝形成了父子“两个天子”并存的局面时，和珅也身份未变。他虽也表面上讨好于嘉庆，但实际上仍忠实于乾隆皇帝。

和珅感觉到，只忠不顺的忠臣，其可贵处也是失败处就在于他们有时忘了自己的奴才身份。

乾隆越到晚年，越津津乐道他开创的“乾隆盛世”。大概是因为年岁大了，往往愿意怀旧，乾隆晚年一直陶醉于盛世中。因此，直言揭露朝廷弊政的人则常遭厄运。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尹壮图就因直言被革职。

和珅的聪明在于对类似的事情早就看得清楚，他认为乾隆当然是英明的君主，需要直言的忠臣。但是他也看到，给皇帝进直言也是要讲时机的，尤其不要损害乾隆个人的英明形象及他所建造的“盛世”景象。和珅更为明白的是，此时的乾隆更需要歌颂与逢迎。所以此时的和珅没有选择正直，而选择了逢迎，而这又是和珅颇得皇帝欢心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