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为大自然永恒的规律。步入老年的乾隆帝，精力大不如前。乾隆在四十五岁左右，就有左耳重听的毛病，到了六十五岁以后，左眼又视力欠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珅被重用的时候，乾隆已处于老境来临的衰态中。这一年他因臂痛而一度不能弯弓射箭，而后，乾隆四十八年、四十九年的郊祀大典，他也因气滞胃寒只好派皇子代行。而且，乾隆夜里常常失眠，记忆力明显减退，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八十五岁的乾隆衰老健忘到“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的程度。如此衰弱的体力，怎能应付得了那纷繁复杂的国家政务呢？

大约在四十五年以后，乾隆处理政务的时间逐渐减少，老年皇帝体力渐衰，精神不支开始倦勤。

然而，已习惯于站在权力之巅上的乾隆，绝不会因体力和精神的减弱而让出自己的权力，对于一切军国要务，他仍要亲自裁断，用人行政大权，他仍要一揽手中。

另外，乾隆统治的后期已进入了国家财力耗竭的阶段，由于乾隆性喜奢华，巡游无度，又好大喜功，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且使国库有亏，仅乾隆之游幸一项“供需之侈，驿骚之繁，将十倍于康熙”，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乾隆一方面想独揽大权，又觉得无心腹可托，另一方面又欲极尽享乐，却苦于无人为之筹集巨额财力。

这不能不是个矛盾，即权力与体力、精力的矛盾。而更深层次却是乾隆双重人格与品格的矛盾，他既要维持太平帝国的统治，又要满足追求享乐的欲望。于是便出现了他在晚年用人上的矛盾，既用贤能又用奸佞。

不管乾隆自己是否意识到，自和珅出现到被重用，都使人感到他对和珅有种相得恨晚和用之得心应手的感觉。否则，乾隆绝不会把那么多的职事交给和珅，也绝不会对他宠眷不衰。

因此，和珅之所以受到皇上如此特殊宠信和委以大权，成为主持朝政的宰相，主要是因为适逢暮年天子见用之机。

晚年的乾隆，想要任人唯贤，却经不住阿谀的言辞；想要明断是非，却往往被自己的偏见和固执搞乱。到了晚年，当他的眼里只看到文治武功的业绩、蒸蒸日上的盛世时，他的耳中也就只能听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声音了。而任何触犯逆鳞之举，都将被视为不道和诽谤。所有这一切都给既忠又顺的和珅的发达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