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好大喜功，既要四方征战“开疆拓宇”，又注重生活享受，国库在晚期以后几乎消耗殆尽。此时，他需要和珅为自己敛财，满足自己豪奢生活和粉饰太平的需要。因此，他把国家财政（户部）和人事（吏部）大权全部交给和珅，而权力如果没有了制衡，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并且在封建社会，权力更是没有监督的，所以当财权与人事权集于和珅一身之时，也就意味着腐败的根已经扎下了。乾隆挥霍无度又不愿用国库开支，全赖和珅向各省摊派和贪污受贿。如此一来，乾隆自己其实已经埋下了腐败的祸根，他不可能对腐败贪污追根溯源，因为追查到最后，肯定会查到和珅，继而查到自己。和珅当然不会只为皇上敛财，他也会为自己敛财。

在和珅的“教导”和逼迫下，各省巡抚不得不应酬答对，因此他们“出巡则有站规、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者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站规、门包、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三人已者亦半。初行者有畏忌，要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因此，贪污追根究底的话，和珅、乾隆难辞其咎。

和珅有了乾隆的宠幸与支持，当然更加肆无忌惮了，而他自己的党羽在各地又倚仗和珅这棵大树和保护伞，也贪污日巨。乾隆终于下定决心治理贪污，杀了几个贪官，可没触动根基。相反，他的一些做法反而加剧至少是默认了贪污的存在。比如，他为了奖赏和珅，经常让和珅保管大量钱物，而且任由和珅支配。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乾隆帝就把张家口地方税收课金“著种交和珅三万两，其余银三千二百八十二两七钱九分五厘五毫赏给那郎阿”。这么一来，不是纵容贪污还是什么？

和珅的心腹山东巡抚国泰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到任后不久便与前大学士于敏中之弟布政使于易简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贪纵营私，征赂诸县”，然后上贡钱物给和珅。也许是国泰倚仗和珅撑腰，太过明目张胆，引起众怒，乾隆四十七年，监察御史钱沣弹劾国泰贪污，乾隆派刘墉偕同钱沣处理此案，和珅后来也保他不住了，乾隆一怒之下把国泰、于易简处以极刑。

两淮监政征瑞也是和珅网络中的一枚棋子，他利用职权贪污大量财富，每年都向和珅送上白银十万两，有时甚至二十万两、四十万两这样送钱。

和珅作为贪污网络的中心和枢纽，还掌握着各省地方官员向皇上进贡特产和其他礼物收退与否的大权。在这个环节上，和珅贪污了大量物件，嘉庆曾说：“只因和珅揽权、纳贿，迅遇外省督抚等呈进物件，准递与否必先问和珅，伊即擅自准驳明示有权。而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两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可见，和珅抓住一切机会中饱私囊。

但上述情形仅仅是和珅自己贪污，不足以证明贪污已成网络。我们知道，和珅把持吏部长达数十年之久，控制科举亦有数年，故他利用手中职权，将好差事分给自己的党羽和亲信，而不听话的政敌则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革职或降职。其亲信捞到各地的肥缺后，自然把自己搜刮的财物先孝敬和珅。

在地方上，由于和珅权倾朝野，和珅的属下便可为所欲为，别的官吏也会给几分薄面。如此一来，和珅提拔自己的党羽亲信——亲信掌握实权——捞取好处孝敬和珅——和珅再度提拔亲信，造成一个循环式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和珅明显占据中心地位。这样，在乾隆末年，一个以和珅为中心的贪污网络就在全国形成了。非此贪污网络内的官员惧于和珅权势，也会逐步被其网罗同化进来，如此则愈演愈烈，甚至连和珅家仆也能贪污巨额财产。

于是，天下成了和珅及其党羽分赃的天下，直到嘉庆亲政后赐死和珅，情形才略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