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戏凤"和"蝶恋花"也都是费时的活儿，总计耗费了二十二个月。但这几块表被认为仅仅是"工艺品"，不可能进入工业生产的流程，更不可能被纳入奢侈品的商业体系。这大概也是拿下诸多国际首创的原因吧，大多品牌都费不起那个人工与时力。北京手表厂厂长苗洪波说，最要感谢的是张又旭，他的创意与策划，他徒弟的全力参与，全部为义务，分文不取，这也是几款表能面市的最大动因。"与张先生相识仅仅萍水相逢，但他对北表厂倾注极大热情。

我们虽然搞这个专业，却见得太少，张先生家藏千表，见多识广，也是一位大师。"被尊称为"中华陀飞轮之父"的许南老先生也对张又旭赞许有加："他心怀民族产业，他都不是共产党员！"

张又旭却说得轻巧："吹牛总要有本，说我们比瑞士人强，就造一个给你们看看。另外我出出主意，全手表厂都围着一块表转，我不能甩手不管呀。再者说，玩表也要玩得高级，你

到认识几个修表的，我玩到认识一个表厂！"他还是更擅长谈古论今："现代钟表里的擒纵结构，早在我国北宋的水运仪象台就出现了，却被欧洲人重新发明了一次，制成陀飞轮。在中国历史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正所谓士农工商，唯"士"上品，而技术则沦为奇技淫巧，不受重视。清中期拿破仑一世的特使就在给他们皇帝的信里说，如果中国人对他们制表奴隶待遇好一点，那他们将造出超过我国大师的产品。这就可以看出双方对待钟表工人的态度，在中国是奴隶，在西方则是大师。"谈笑间真有些大国信念和辽阔胸怀，俨然北京手表厂的精神导师。在他的撺掇下，北表厂这个原本的机芯生产厂转投高端产品，以陀飞轮为主打，树品牌形象。车间里有条生产线，将主夹板打磨上起伏错落的条纹，为"日内瓦纹"，没有任何功用，仅为装饰，没纹的卖三十，有纹的就上万。听上去好像抢钱，张又旭不以为然："手表的就是这些没用的细节和附加值，三问、陀飞轮，都是石英表出现之前的旧做法，可越复杂、越多讲究，越是身份标志。要说准，脖子上挂个手机最准。"梅花曾悄悄对我说："别看师傅爱玩闹，做起事来极认真。"这可能只有熟识的人才能了解。

张又旭给人的印象，永远像喝了点酒，无所羁绊，活脱一个老范儿的北京少爷，还有点江湖气。我总想起初次见面时他与英国绅士的对峙，好像一场东西名士较量的微型演习：一个穿戴无可挑剔，打着浆得绝对挺括的麻质领结，脚踏拷花皮鞋，每天都要打蜡上光，用傲慢势利、慵懒冷漠和刻意的浪漫主义当武器；另一个，随便地把毛衣塞在裤腰带里，穿一片儿鞋，甩出的是戏谑、支配、调侃和市井味道包裹着的对骄傲的延续。这一幕每当张又旭喝多了就会上演，他眯着眼睛讲起家传的宝物，文革时的灭顶之灾，以及呼朋唤友提笔做诗时的怡然自得。他并无子女绕膝，养了三只藏獒又意外死去，讲到这些还落下泪来。一屋子玩意儿，可他好像更留恋这众人捧场、一夜豪饮人人皆醉的时刻。敬一杯酒再敬杯茶又敬一根烟，不觉已东方鱼肚，凌晨3点，我实在困得不行，不顾礼数起身告辞，走到门口，那只黑鹩哥突然精神百倍地说了句整话："晚上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