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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逃难投亲大武汉(9)

大后方:抗战八年流亡曲 作者:正一


且说江汉路仁寿里的房屋,跟我儿时在上海闸北住过的升顺里一样,也是“石库门”三层楼的中式出租房。仁寿里十五号,本来只住着姑妈姑丈和德明表哥,以及王凤宝,作为四口之家,不消说是很宽舒的。现在骤然增加了亲眷同乡十多位逃难者,就非常拥挤了。

住在仁寿里十五号的逃难客中,除修敬堂有关诸人外,还有另两位,一位先于我们到来,另一位是后来的,晚了我们两三个小时。

一位来自江阴,大名庄祖根,据说是王凤宝的姨外甥,大约二十一二岁罢,油头粉面,举止轻浮;虽然只比我们早到了两三天,对汉口的花花世界却已相当熟悉,开口闭口,或则“凌霄”如何,或则“新市场”怎样,津津乐道,俨然是这些游乐场所的老主顾了。庄祖根这种游手好闲的“派头”,不仅使质朴诚实的中学生德明哥大皱眉头,连我这个小学生也觉得可厌。

另一位大名丁锡荣,无锡丁巷人氏,大约也不过二十一二岁年纪,是由姑丈那位行医的二哥介绍,前来投奔的。他在镇江和我们同乘一艘怡和轮,只是互不相识罢了。他来到仁寿里十五号敲门时,我们大家已在吃晚饭了。姑丈看着他二哥字迹工整的介绍信,一面要佣人刘妈给他盛饭,一面高兴地笑道:

“好哇!小丁,先住下来再讲。年轻人希望参加抗战工作,符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工作么,等我替你想想办法看,只要不计较地位,不计较待遇,总会有办法的。──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不爱国,有几个不想参加工作的呢?就是当兵上前线,也都争先恐后哩!”说着,瞥了坐在丁锡荣对面的王凤宝的姨外甥庄祖根一眼。

丁锡荣端起饭碗,恭顺地听着,深深地点头。显而易见,他跟浮滑青年庄祖根属于不同的类型。事实上,隔不多久,丁锡荣就和我表姐夫丽清兄一道,由天池姑丈介绍,各自获得了一份工作;而庄祖根则在我所见的三年内,始终东游西荡,蹉跎光阴。

一日晚间,姑丈假座“普海春”西餐馆设宴,正式为众亲眷接风洗尘,请大家美美地品尝了一顿正宗的俄式大菜。普海春,位于江汉路东段的洋楼街区,是汉口众多西餐馆中的头一块牌子,名震遐迩。当年,普海春的老板与“黑猫舞厅”的老板吴天池很有交情,今天亲自给厨师们打过招呼,所以这一席二十余客的俄式晚宴,操办得特别地道,特别丰盛。

再说这仁寿里十五号,继我们这批亲友之后,又有若干无锡同乡前来投奔。因为天池的方针是来者不拒,致使人满为患,除去四楼的露天晒台无法居住外,连二楼和三楼的过道也摊开了地铺,人声喧哗,烟雾缭绕,那情景,简直可与“难民收容所”相媲美了。

在抗战初期,这类现象并不少见。

在武汉,有“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同胞,“七七”事变后的华北同胞,和“八一三”事变后的华东同胞。他们,或者从平汉铁路南下武汉,或者逆长江水道西上武汉,武汉成了全国逃难同胞的暂居地和中转站。

难胞们饱受流离失所之苦,饥寒交迫之苦,家破人亡之苦,更不必说在流亡迁徙过程之中,横遭敌机空袭而致死、致伤或致残的痛苦了。

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国性大流亡,大迁徙。踏遍千山万水,历尽艰难险阻,直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战败乞降为止。

在这大流亡大迁徙的大队伍中,有一支比较特殊的小队伍。他们不是一般的难民,而是紧贴着工业企业,紧贴着生产工具的小队伍。

当时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不成气候,而且主要集中在上海为主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八一三”淞沪战役之初,国民政府出于两层考虑,一是为了战时生产建设的需要,二是尽可能减少敌寇利用的机会,乃责成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统筹上海及沿海地区的工矿企业的内迁事宜。

这项措施,获得上海等地爱国资本家的拥护,并迅速付诸行动。十月间,内迁工作的中心移到了武汉。

迁来的产业包括机械、纺织、钢铁、化工、陶瓷、印刷等各行各业,到武汉后,迅速寻找场所,安装设备,投入生产,供给民用和支援前线。

1938年7月,日寇逼近我武汉外围的马当防线,武汉各厂又再次内迁。其中,华北最大的裕丰纺织厂从黄河岸边起步,将八千吨机器设备通过平汉铁路运抵汉口,再换装三百八十条木船,穿过水流湍急的长江三峡,进入四川,到达重庆,尽管在三峡沉没了大多数,但船工们仍努力配合该厂职工,历尽艰险,克服困难,打捞出九十九条木船和机件,终于到达目的地,从而在重庆小龙坎建成新的“裕丰纺织厂”,并大张旗鼓地投入生产。

裕丰是内迁工厂一个突出的例子。工厂内迁,对抗战时期后方的经济建设极为有利,加上资源委员会直接投资的百余处工厂设施,使湘、贵、川、甘等省初成工业体系,缓和了物资紧缺的危机,为坚持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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