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生叔叔认为，抗战以来，国人到处逃难流亡，不免人浮于事，所以诚意邀我父亲去南洋教书，待遇固然微薄，但毕竟能有一个安身之处，不必像国内这样颠沛流离了。

“秉耕兄，你先去那边呆一两年，合适的话，请嫂夫人也到南洋去团聚。若是有问题，另谋它途也还有时间。老兄意下如何？请慎重考虑。我等你三天，三天以后听你的回音，老兄赞成的话，就与我同行。”

谓生叔叔走后，父亲与母亲反复商量，决定跟谓生去南洋走一趟。随后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姑妈和姑丈。

姑妈立刻反对，她说：

“二弟应该在仁寿里呆下去，找到了工作就上班，找不到工作也照样吃饭，怕啥？你看那么多不相干的人，逃难到仁寿里来吃闲饭，有的吃了白饭还吃黑饭，吞云吐雾，天池情愿得很哩！为什么自家的兄弟反倒要走，反倒要去外国呢？”

她瞪着丈夫，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慨。

姑丈慢慢地点头，表示对姑妈的理解。

但他知道，自己吸鸦片，是内弟疏远他的一大原因，而无法帮助内弟解决职业问题，则是促成其坚决离去的关键。那么，赞成抑或反对？他考虑良久，长叹一声，终于在进退两难问题上，投了赞成票：

“从目前情况看，二弟到南洋去闯一闯，也未尝不是一着棋，一条路。不过，倘使一两年还看不出什么苗头，那就赶紧回来，无论我们仍在汉口也好，还是已经到了重庆也好，都要及时回来。”

如此观点，姑妈不再反对了。翌日晚间，姑妈姑丈来到我们房间话别，并给父亲一笔前往南洋的盘缠。当父亲谈及小娘舅和我，两个小学生，最好能在汉口继续学业时，姑丈慨然承诺，他将负担学费，“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顺便说一句，姑丈吴天池作为兵工署购料委员会运输科的副科长，除了国家发给的工资，还有额外收入即所谓“外快”。这是某些厂商为了使其产品被认可，被采购，而私下给予的类似“红包”的贿赂。他之所以有能力接纳许多逃难来的亲友，甚至素不相识的同乡，也和这种“外快”有关。

1937年12月末梢，一个风雪交加的清晨，陈笑尘叔叔首先赶到仁寿里。他是收悉了父亲寄出的明信片，专程从武昌乘轮渡前来送行的。对于陈叔叔，父亲颇为依依不舍，两人亲切地交谈了很久。

随后，荣谓生拎着皮箱和旅行袋到了。陈叔叔也跟这位老同学聊了几句。于是父亲告别了姑丈姑妈和我母亲，以及荣巷修敬堂一同逃难出来的本家亲戚们，和谓生及陈叔叔一起上了马车。

那年代，祖国的第一大河长江，尚未架设桥梁，而汉口与武昌之间的交通，则依靠近代化的渡轮和古已有之的木船。父亲他们过了江，雇黄包车到徐家棚火车站，与陈笑尘叔叔分手，取道粤汉铁路（即后来的京广铁路南段）南下广州，换乘广州至九龙的“广九铁路”到九龙，然后在香港买船票，候船期，登海轮，远赴南洋。

那年代，民用航空几乎没有，无论去欧洲、美洲或南洋诸岛，都必须乘海轮。不过，在槟榔屿的“震旦公学”，父亲只待了一个学期，因为学生们的祖籍都是广东，只会讲广东方言，教学困难。所以，在谓生的支持并推荐下，父亲由槟榔屿转移到了新加坡。

当时，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而非主权国家，但居民多数为华裔。父亲在位于“大坡大马路”的上海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局工作。

这期间，国际著名的中国象棋大师、“棋王”谢侠逊先生，正在南洋群岛一带通过巡回象棋赛，为前方抗日将士募捐（他前后共计募得银洋五千余万元，全部捐出），最后来到了新加坡。先前在上海的时候，喜好弈棋的父亲与谢老曾有一面之交，视为师友。因此在新加坡举行的象棋义赛上，谢老特邀我父亲做公证人。

此事，父亲曾留下当时的剪报一枚，并以另纸用红墨水写下“秉志”数语，大意为“在星岛欣逢谢师侠逊，举行义赛，嘱为公证人，然深愧棋道浅薄，而却之不恭，乃勉为其难”。惜剪报及“秉志”在“文革”中遗失，无法补救。

所幸者，棋王谢侠逊在新加坡曾将《新编象棋谱》四卷一部，亲手题赠给我父亲。该书封面为《新编象棋谱平阳谢宣自署》，翻开封面，即见谢老以毛笔书写的题赠，字迹挺拔而又洒脱，满满一页：

廿七年（按即1938年）六月由菲列滨爪哇诸处到星晤无锡

莘农（按为我父亲的字）同志敲枰演弈堪破岑寂

当此国难严重同客异邦且得朝夕把晤亦前缘也

谢侠逊题赠（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