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位于长江中游与汉水交汇处。这两大河流，把武汉分成了“三镇”──武昌、汉口、汉阳。

武昌，是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起义成功的地方，也是湖北省的省会。汉口，古名汉皋，与广东的佛山、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合称四大名镇。汉阳，则是清末中国第一个钢铁企业汉阳铁厂的所在，直到抗战初期，汉阳兵工厂仍在大量生产名为“汉阳造”的步枪，以供前线之需。

武汉的交通，从水路往西，经过沙市和宜昌，可以进三峡，入巴蜀，往东则可以下赣皖，通吴越，扼守长江中游的咽喉，是东西交通的枢纽。从陆路看，武汉雄踞华中，北连豫鲁，远达燕晋；南越洞庭，可抵两广，乃南北交通的要冲。所以古称“九省通衢”。

到了二十世纪，清末民初，现称“京广”的平汉与粤汉两条铁路先后建成，武汉又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衔接点。1937年抗日军兴，由于武汉处在首都南京与陪都重庆的居中点，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尤其因为“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江南成为前线，而南京“中枢”的党政军机关，在西迁重庆过程中，大多先在武汉落脚，然后溯长江进入四川。

与此同时，长江下游的工矿企业也大量内迁，首先迁到武汉，然后根据情况再度西迁。据不完全统计，内迁工厂共六百四十家，器材设备约十二万吨，在大后方──西南各省建成了门类大致齐全的战时工业基地，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产品既供应后方的民用，又供应前线的军需。

大批爱国的“文化人”，也陆续由北平、上海等地荟萃于此。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选举产生了老舍、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胡风、夏衍、田汉、阳翰笙、沈从文、张恨水、郑振铎、施蛰存、陈西滢、胡秋原、张道藩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并聘请蔡元培、于右任、叶楚伧、何香凝、周恩来、陈立夫等十五人为名誉理事。──这张名单，不仅包括了政见各异的各派文艺界人士，并且还包括了与文艺界无关的政界人士和国共两党的头面人物，可见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团体，体现了抗战初期的文艺界大团结。

文协的工作由老舍先生负责，总会设在汉口，随后迁至重庆，并在成都、昆明、桂林、西安、延安、广州、上海、贵阳、香港等地设立分会。总会则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号召“作家下乡”和“文章入伍”。文协会员们发表了大量作品，在动员和引导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成立了十个“抗敌演剧队”，从武昌昙花林出发，分赴各个战区，为前线将士和当地民众演出抗战剧目，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

昙花林作为艺术界人士活动的重要场所，除了戏剧界，还有音乐界也曾在此聚会。冼星海、张曙、贺绿汀、沙梅、胡然、桂涛声、光未然、舒模、夏之秋等等，都在昙花林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新歌。

武汉作为抗战初期全国的政治中心，最大特点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其首脑人物蒋介石、周恩来等，都曾在此驻节，并且出现了两党合作的最佳局面。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七七”芦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上海事变以后，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有关言论，这对理解抗战初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或许会略有助益。

“七七”事变发生后两小时，蒋介石即电令29军军长宋哲元，“固守勿退，并须全军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命26军四个师北上，增援29军。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用五个“不”字，拒绝了日本帝国主义所谓“和平解决芦沟桥事件”的诡计，宣布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然开始：

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对此相当于全国抗战动员令的谈话，毛泽东在7月23日撰文评论道：

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的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并且，毛泽东还把蒋介石的谈话，与共产党7月8日发表的主张全面抗战的宣言并列，称为“国共两党对芦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据此，毛泽东进一步表示态度说：“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