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陆棚桥离市中心不远，所以，小姑妈饶有兴趣地要德明和我陪她出门，到长沙最繁华的柏油大街“东长路”逛逛。这天，天气很好，不算太热；我们的心情也都很好，我和德明是因为新鲜，长沙对我们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小姑妈大概除了新鲜，还因为一大家子人总算平安转移长沙，实在可以让自己宽心放松一下了。我们悠闲地在街上逛着，不仅看了商店橱窗，还买了糖果点心，我们一致认为东长路不亚于汉口的江汉路。小姑妈和我俩除了逛街，还游览了著名的“天心阁”和“八角亭”，印象很好。尤其是那天心阁，建立在长沙城区东南角的城垣之上，阁高三层，与岳麓山遥相对峙，地势高峻，既能远眺岳麓，又可俯视全城，令人生发遐想，心胸舒展。

然而，我们在长沙只住了一个月，因为姑丈所属的机关改变原先的决定，要将办事处设在衡阳了，战争的局势依然在恶化，日寇在7月下旬占领九江后，分兵两路，一路迂回武昌方向，另一路企图攻占南昌，威胁长衡。我们在长沙的一个月时间里，敌机就空袭了四次，所以8月初，一大家子就离开了长沙。

在长沙期间，时值盛夏，没有上学读书的条件，所以，我就在家里待着了。姑丈特意给我买了一部《幼学琼林》。这是部线装书，是涉及自然、社会、历史、伦理等各个方面的启蒙书。姑丈让我自己朗读，不懂的地方问他。当时我读得很是认真。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近七十年过去，记忆中仅仅保留着开卷的几句了——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

这里，把天地万物看成是“气”的作用，体现了从古以来气功之理。

我在长沙期间，听到的另一件事，是发生在东北的一起国际事件。

1938年7月梢，日军在吉林珲春县的中苏边境，与苏军发生冲突。地点是中苏边境线上的一个小山头，叫张鼓峰。激战数天，日军一个师团被歼，乃请求停战。史称“张鼓峰事件”。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并不甘心于接受教训。一年以后，1939年7月上旬，日寇又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地区，再次发动挑衅性进攻，并且动用其王牌关东军。但苏联对“诺门坎事件”也更重视，斯大林亲自委派朱可夫将军指挥此役，激战一场，歼灭日寇二万八千余名，损失比张鼓峰事件更惨重。日本侵略军只得再度乞和，诺门坎事件又以日寇的惨败告终。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欲壑无底的，只想称霸世界，在大规模侵略我国的同时，还敢于一再挑衅苏联，——后来其发动太平洋战争和侵占东南亚各国，也说明同样的问题。但是，鉴于“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事件给予的沉重教训，领教了苏联红军的强大威力，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包括1941年，希特勒德国发动大规模侵苏战争，乃至德国最后败亡，苏联红军挥戈东指为止，日本侵略者始终没敢对苏联动武。

衡阳跟长沙一样，也紧靠着美丽的湘江。所不同者，方位相反，衡阳的城区在东岸，火车站在西岸。我们下了火车，出了车站，先在西岸一家简陋的木板房客栈住下。天池姑丈则同着励青和丁锡荣，渡过湘江，前往购料委员会的临时办事处报到，然后寻找合适的住房。

住房不久租妥，就在东岸沿江的“泰梓码头四号”，乃是一幢中式的两层楼独立房，门外是一片整齐的青砖场，濒临湘江。不过，当时的衡阳和长沙一样，尚未架起湘江大桥，也没有轮渡，东西两岸的交通，全靠舢板，或中型木船。位于西岸的粤汉铁路，与东岸新建的湘桂铁路，两者还不相连接。我们在西岸的客栈住了几天，只能带着行李走到江边，雇船横渡湘江。

东岸的衡阳城区比较朴素，不如长沙华丽，并且尚无柏油马路，但也是各业兴旺，货架充实，商品一应俱全。不过，听当地老乡说，最近个把月，敌机已经空袭衡阳两次了，“铁路门”一带被炸得相当厉害，居民死伤者有二十多位。

我们一大家子在泰梓码头四号安顿以后，天池姑丈就到购料委员会的衡阳办事处上班去了，工作很忙碌，但并没有忘记要德明和我各自选择学校，报名投考。

德明哥从报纸上发现，衡阳有一所“船山中学”，是为了纪念明末清初之间的一位历史人物王夫之，即“船山先生”而设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