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尤其严重的惨状还在北岸，还在环湖北路沿岸，绿草如茵的狭长地带。

德明和我一路走去，只见排列成行的垂柳，新枝嫩叶已因敌机机枪的扫射而被折断，散落在地。但是，使我们怵目惊心不敢看，不忍看，却又不能不看，非看不可的，则是横七竖八倒在树荫底下的死难者，夹杂在狼藉满地的童帽、童鞋和童车之间的血肉模糊的死难者，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还有少数老人。

带着孩子前来踏青游湖的妇女们，或许听见了警报声响，不及或不急于回家，因为散居在全城，住得远，也不可能带着孩子到城外某个岩洞去躲避；或许她们以为，待在榕湖边上，即使被敌机发现，也不至于就遭毒手，因此没有离开湖岸草地。

她们哪里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极端残酷和嗜血成性的。敌机通过超低空飞行，盘旋侦察，先投掷一批炸弹，炸了榕湖，还炸了市政府大院。随后，它们再盘旋侦察，目标非常明确地把枪口对准了湖岸草地一带的老弱妇孺们，自西而东，又自东而西地反复扫射。——面对如此处心积虑的谋杀，谁都很难幸免了。

妇女们、孩子们和老人们，几乎每一位都被击中，都在流血；鲜红的血，一摊一摊鲜红的血，从遇害者头部、面部、胸腹部、手部或腿部涌出来，流淌到草地上，流淌到树根旁，再经过斜坡流淌下去，跟湖水交融，染红了榕湖水。

妇女们、孩子们、老人们的血，染红了榕湖水！

德明和我跑到屠杀现场时，看见强压怒火的警察和防护队员们，以及泪流满面的护士小姐们，正在抢救少数几位一息尚存的重伤者，由担架抬走。而大多数躺在地上不再呻吟，不再动弹的，则全部都遇害身亡了。我俩还分明看到，死者们有的是胳膊与躯体分离，有的是内脏外露，有的是脑浆迸流，有的是腿脚断裂……残肢断足则被四处抛散。

亲眼目睹如此惨状，我俩面面相觑，脸色煞白，几乎窒息。勉力再走一程，正想喘过一口气来，却见右前方柳树的枝杈上，赫然挂着一条小腿！——不错，那是一条婴儿的小腿，白白嫩嫩的一条小腿，粉红色的小袜子还仍然穿在脚上，但小腿从膝盖处被截断了，缓缓地往下滴血！孩子的鲜血滴落在被机枪击中了的年轻母亲的胸膛。这位母亲仰卧在地，早已停止了呼吸，但她的双手，却依然紧紧地搂住她视为生命，但已被炸断了小腿并丧失了生命的孩子！

面对这样惨绝人寰的景象，我俩没有勇气再看下去了，德明主张暂离湖边草地，先过马路看看。马路对面，是刚才被炸的市政府大院，此刻乱哄哄的人们正忙于救火。我俩想要进去，却被防护队员挡住了，只得站在大院门外的人行道上朝里观望。但我们的注意力很快被身旁的一辆铁箱车吸引住了。

原来，这儿停有几辆修路的工程车，包括笨重的压路车、熔化沥青的锅炉车和一辆较小的铁箱车，它们排列在市政府大院门外人行道旁，有些日子了。

然而此刻，铁箱车的车身底下，却在不停地滴出血来，并已在路面上聚集成好几个碗口大小的血摊。

怎么回事呢？我俩不敢擅自打开箱盖，只好向站立在大院门前的防护队员报告。

防护队员过来见了铁箱底下的血摊，也大起疑心，便伸手把铁箱车的箱盖打开。德明和我凑拢去，但见铁箱之内卷曲着两位衣衫褴褛的报童，怀里各自抱着厚厚一叠《广西日报》，大约是刚刚分派到的。敌机来了，他俩认为铁箱车可以防弹，就躲进去了。谁知道已被敌机发现，于是对准了铁箱车进行扫射，枪弹不仅洞穿了铁箱盖，并且洞穿他俩的身体，然后又洞穿铁箱的地板。他俩各中了好几枪，一位是面颊被打碎，另一位是胸部被击穿，情状都极其悲惨。他俩的鲜血，则从箱底的若干个弹孔流淌到地面，凝聚成若干个浓浓的血摊。

由于年岁与我相近，我思忖，这两位报童可能也是外乡逃难来的，所以对他俩遇害，不仅难过得鼻子发酸，热泪盈眶，不由得产生出特殊的亲近感，当然更加深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此刻的湖边绿草地带，人比刚才多了很多，亲属获悉凶讯而仓皇赶来了，——老太太哭倒在女儿身旁，呼天抢地；老先生抱起肢体僵硬的孙子，涕泗横流；丈夫见了妻子的遗体，泣不成声；一条原本美丽的环湖北路，已是真正的悲惨世界。

如此惨不忍闻和惨不忍睹的情状，我俩实在是再也看不下去了；便转身逃离开市政府大院门口，从广西银行和广西日报社的门前往东，转弯，过阳桥，经白公馆背墙，沿环湖南路前行，准备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