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难怪这副财主德性。”我说，“每个月都寄？”

“是的。”

“那我们就断了他小子的粮草，看他怎么办！”

“行吗？那我们不犯错吗？”罗国根有些担心，的确，这事一旦被发现，他是跑不了的。

“别的办法也没有，打他一顿，太明显了，可能还会影响到郭导师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我说。

那天晚上，我们在校园里摸着黑商量了很长时间。

最后的结论是就这么干，反正是在信里夹寄钱币，丢了谁也查不着。只要能教训了姓秦的小子就是。

十多天后，我们实施报复行动的机会到来了。

罗国根来找我，从兜里掏出一封秦卓的信，挺厚。我接过信搓了一下，好像是有钱在里面。

“怎么办？”神情严肃的罗国根问我。

“拆！”我说。当然，在拆开之前，我们俩又都很认真地把收信人的名字核对了几遍，确认无误。我便拆开了这封信。果然有钱，大约是三十元法币，五元一张的共六张。

“我们把钱交给郭老师吗？就说我们捐给学校的。”罗国根的建议，提醒了我，也给我出了个难题。

这钱怎么处理呢？交给郭老师不行，会连累他的。而且他会不问我们这钱的来路吗？心想，这桂林怎么就没有在武汉时的献金活动呢？把它献了多好，教训了地主恶少，还支援了抗战。老实说，这个时候，我也没主意了。

我们俩沉闷了好一会儿。最后我说：

“反正不能交给别人，不能留着。有事我担。”

“我也担。”罗国根说。

“好，那我们就用它买书，再把剩下的吃了它。”

等我把这话说完，我们俩如释重负，反倒轻松起来。

此后的几天，罗国根天天报告，秦卓快疯了，一下课就往传达室跑，似乎那个杨紫萍也不常在他身边了。

一直到十多天后，当他收到又一封来信后，他的态度变了，开始暗示罗国根了。比如，

“你说这信从湖南来要多少天到啊？”

“信要是丢了，会丢在哪里呢？”

“监守自盗，可是要坐牢的。”

“……”

我们的气是撒了，也看到了恶少的尴尬窘境。然而，事态正向对我们不利的方向转变。

我们预感到问题的严重，不得已，我们如实地告诉了郭导师。

郭导师听完后，想了一会儿，说道：“问题很严重，秦卓已经报告了校长。这事要查清并不容易，但会影响你俩的工作。”

郭导师停了一下，接着说，“我理解你们的出发点，但方式是绝不可取的，以后凡事都不能意气用事，只有自己站稳了脚跟，才能做更重要的事情，否则事与愿违，会有更大的损失。”

“那怎么办？”我问。

“这里不能待了，尽快离开。”郭导师说，“我们都走，既然黄衡老师已经走了，那我们就一起离开。秦卓那些家伙就无从判断了”。

就在黄老师给我留信后两个星期，寒假开始。翌日，郭基宏导师偕太太马博明先生，携四岁的儿子小宏，搬出了逸中。当我协助拾掇行李时，郭导师问我，是否有去处了？我答说，罗国根已先离校，去艺师班当传达，并且有把握帮我找到工作。

“好，总之要想办法离开。”导师写给我一个通信处，说：“等你有了稳定的工作，就来信或来玩，——目前则还早。邦瑞那边由你转告。不另写了。”

告别母校前夕，我还到教师宿舍拜访了联抗即吉链康先生。他是继郭导师之后的第十班级任，他对我也是关爱有加的。我虽然没有听他的课，他却主动借书给我看，《民族革命战争的哲学》和《八月的乡村》即是。

联抗先生在逸中任教仅一学期，马上也要离开了。我问他，离校后将往哪儿去？他怡然自得地笑道：

“从柳州来，仍回柳州去呗！”

我想，联抗先生的初衷，并非只想在逸中待一学期罢，但因“左倾”色彩过于分明，而第十班学生中又有三青团分队长秦卓，所以就待不住了。——他本在第四战区政治部工作，当然回原单位去。

告别联抗先生，我就给上海的父母写信，告以我将离开逸中，请双亲请托有关的亲友，为我寻求新的职业。

第二天吃毕早饭，老邱帮着把行李搬上黄包车，我就跟他告别，径奔罗国根的新工作单位艺师班去了。

罗国根很有能耐，一年前和我一起由义南小学毕业，不知怎么就进了第六军分校当上勤务兵。到逸中当传达，固是我介绍的，但如今到艺师班又当传达，却是什么来头呢？他告诉我说，在艺师班当传达很清闲，可以进画室画画，进琴室弹琴，如果当一回“模特儿”让学生写生，还可以得五块钱外快，等于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呢。吴潢先生的太太梁翘好女士，便是艺师班学员。

黄包车把我拉到王城东华门“艺术师资训练班”，跟罗国根一道睡了一夜。翌晨，又雇黄包车将我及行李拉到他介绍我去工作的地方：广西省立桂林艺术馆的美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