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观察

狂欢年代的“中国形象”

对于1988年，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狂欢。

那年1月，天安门城楼正式对中外游客开放；那年年末，“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那年2月，电影《红高粱》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贯穿80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与乐观情绪一路升温，逐渐趋向高潮，文学艺术也抹去“伤痕”“反思”的眼泪，面朝未来开怀大笑。一个叫张艺谋的摄影师天才地感知到了这一切，他抓住了“狂欢”这个关键词，为1988年拍出了一部叫《红高粱》的“主题电影”。

我仍然记得20年前，偷偷混进竖着“儿童不宜”牌子的工人文化宫看《红高粱》，看完之后在街头放歌长啸的情景，它改变了一代年轻人对电影的认识。

《红高粱》正式宣布“第五代”走入大众，走向开放，率领沉寂多年的中国电影加入了世界电影的舞台。尽管此前，《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影片已经令人看到了第五代对中国电影传统表达方式的突破，但是那种过于精英化的思考使它们的影响力仍然局限于文艺界，而张艺谋显然比他的同辈更善于把握大众趣味，和艰深的《黄土地》相比，张扬激情的《红高粱》更感性，也更平易近人。

在我看来，《红高粱》也可以被看作一部“80年代”的宣传片，《红高粱》的红色、美酒、高粱地等场景，无比准确地反映了社会脉动，在反思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准确地摆出了一个反叛的pose，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代言。

对于《红高粱》和它背后的时代，学者李泽厚写下了优美的解说词：“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向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

正是这部激情之作，将一种不曾被束缚的斗志植根于影片中，一部电影在令人目瞪口呆的浓墨重彩下，或许揭开了惊心动魄的民族寻根。

同样，这个当年的黑小子也并非只停留在表面，他有效地利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完成了他重铸民族心灵图腾的愿望。

20年前，张艺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20年后，这个勤劳的中年人，仍然在制造着“中国形象”。

□ 潘采夫

■ 温故知新

确保“六分之五”时间

用于业务

安阳地区农科所，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华主席、党中央关于科技工作的重要指示，狠揭猛批“四人帮”破坏科技工作的罪行。

大家认识到，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所造成的科技人员十分不足的情况下，必须一人当成两人用，一天当成两天用，因此，农科所党组织雷厉风行地落实了保证科研人员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这一合理的规定。

要保证“六分之五”，还必须认真改进政治工作。以前，该所规定科技人员和行政干部、工人一样参加各种会议，一样参加集体劳动；片面强调集体学习时间，不讲究学习效果，有时实际上变成漫无边际的胡扯。

现在，为确保“六分之五”，减少各种会议，不让科技人员过多地参加会议，不让科技人员在业务时间内参加政治活动，不让科技人员去干业务以外的行政事务。

这个所房子紧张，两人住一间宿舍，为给科技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行政人员和工人主动提出自己住得挤一些，腾出房子让科技人员每人住一间房。

摘编自

1978年2月23日第3版

■ 那时流行

喇　叭　裤

流行时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

流行指数：★★★★☆

当时，港台电影中，明星们都穿着喇叭裤，把屁股包得滚圆滚圆，引领时尚。而在内地，第一批穿上喇叭裤的，在老人们的眼里，无疑就是“男流氓”和“女流氓”。

喇叭裤直接和道德品质挂钩。老师拿着剪刀，在校门口剪学生裤腿的，并非个别。当时，一名留长发、穿喇叭裤的青年勇救落水小孩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大众眼中的“不良”青年怎么成了英雄？

1979年底，《中国青年》发表了《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谈起》，为喇叭裤撑腰表示：“头发的长短、裤脚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