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4月19日(1)

日志中国(第2卷) 作者:新京报社


■ 一日三十年

●1990年 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书稿完成

●1994年 “千岛湖”事件主要案犯被逮捕

●2004年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

火箭,成功地将中国第一颗传输型立体测绘小卫星——“试验卫星一号”和搭载的、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纳型卫星——“纳星一号”科学实验小卫星送入太空,这标志着中国小卫星研制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

汪国真现象

曾记否:笔记本上抄的那些汪国真诗句

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

1979年春,汪国真在《中国青年报》上第一次发表诗歌,获稿费两元,欣喜若狂。那年,他刚从工厂走进大学不久,是不断投稿、又不断遭遇退稿的文学青年。

1990年春,《年轻的潮》全国大卖,汪国真成为文学青年的榜样,诗歌为他带来每十行80元的稿酬。

2008年春,汪国真开一辆别克君威,穿梭诸多社交场合,俨然一位成功“转型”的书法家、作曲家。

弹指一挥间,他曾领一时风骚,亦曾是众矢之的,如今悄然转身,好像一切都与己无关。

“当年写诗,我没想到会写出一个‘汪国真现象’来;现在我已不关注诗坛。”2008年4月10日,汪国真说:“因为我觉得,要超越自己,很难。”

学生上课传抄汪国真诗,引起出版社注意

汪国真出第一本诗集,是“催”出来的。这,跟一个叫孟光的人有关。

1990年,孟光是北京学苑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妻子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一天,妻子告诉孟光,她上课时发现有的学生不认真听讲,偷偷在底下抄什么东西,一问才知道,这些中学生们在传抄汪国真的诗。

“汪国真是谁?不知道,可是学生们这么喜欢,连课都不听了,可见不一般。”孟光说,他当时就意识到,这里可能存在着巨大商机,马上组织人手开展市场调查。发现不少书摊和书店的老板都反映,经常有顾客来问,有没有汪国真的书?

发现了市场需求,孟光立刻决定,找到这个汪国真,给他出诗集。

汪国真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开玩笑吧”。他从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业余写诗投稿,在《辽宁青年》、《女友》等杂志开专栏,尽管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却从来没想过能出书。

“那几年出版诗集是非常困难的,通常都是作者自费,因为卖不动啊,出版社不会为你冒赔钱的风险。”汪国真还记得,出版社找上门,他当时觉得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孟光则认定自己挖到了一座金矿,他给汪国真开出了三个条件: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装帧。只要汪国真点头,保证一个月内让诗集面世。

《年轻的潮》还未到货,读者围到出版社

对出版市场而言,1990年被称为“汪国真年”。

4月20日,汪国真把第一本诗集的书稿交给孟光。5月21日,《年轻的潮》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报纸上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消息:诗人汪国真首部诗集出版。可当时,书还在运往各大书店的路上。

汪国真去逛王府井新华书店,发现柜台上贴着条子:“汪国真诗集未到,何时到货不详。”他好奇地问书店售货员,贴这条子什么意思?

售货员不认识汪国真,说:“谁知道这汪国真是谁啊?反正问的人太多了,麻烦,干脆就贴一条子。”

后来,久寻未果的读者急了,一群人围到了学苑出版社,这让孟光大吃一惊。

诗集发行后,一发不可收拾。《年轻的潮》紧急加印5次,首版印数15万,又经几次再版,共印了60余万册。

出版商们开始争抢汪国真,《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等诗集,连同花样繁多的《汪国真诗文集》陆续上市,“汪国真风潮”开始席卷全国。

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举办的一次签售活动中,汪国真一个上午签掉4000多本书,还有很多读者在排队等候。

7月4日,《新闻出版报》把汪国真诗集列为十大畅销书之一,文艺类独此一本。10月,北京高校出现汪国真诗歌朗诵热,并迅速向各大城市蔓延。学生们还流行把汪国真的诗句写在贺卡、笔记本上馈赠朋友。

还有诸如《年轻的风采——专访汪国真》之类的评介性书籍也纷纷出笼,“诗文集出了五六十种,别人研究赏析我的书就有16种。”汪国真统计过,这些书的盗版还有数十种,“加上盗版总印数大概有一两千万”。

诗歌主题积极向上,引起许多人共鸣

有人说,汪国真的诗歌被读者喜欢,是有历史原因的。在他的诗歌面世之前,人们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苦痛,伤痕文学已被年轻人拒绝,他们需要的是鼓励和打破迷惘的勇气。

而汪国真的诗歌主题积极向上,经常是提出问题,并且这问题又是人们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其着眼于生活的导向实践,从中略加深化,最后拿出一些人所共知的哲理。这种量化的哲理,简单而又实用,容易引起共鸣。

但是,读者的身份之复杂、反响之热烈,超乎了汪国真的想象。

汪国真单位的传达室本来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后来因为每天要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忙不过来,只好增加到三个。

汪国真还记得,某地一位县委宣传部长写信说,他爱上了县剧团的一位女演员,女方比他年龄大,离过婚,还带着一个孩子,周围的风言风语让他倍感压力。这时他读到了汪国真的诗:“只问一声爱吗/够了/只要爱/就能缩短一切距离……”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妻俩感觉,“汪国真的诗简直就是为我们写的”。

河南一位记者向汪国真诉苦,说他给女朋友写情书时抄了一首汪国真的诗,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女朋友看后大怒,因为她特别熟悉汪国真的诗,无法容忍男朋友的“不真诚”,俩人就此告吹。

汪国真听过最感人的故事是,一对恋人,小伙子不幸成了植物人,姑娘就把自己朗诵的汪国真诗歌《感谢》录成磁带,天天在男朋友耳边放。许多天之后,姑娘发现,男朋友的眼角流出了泪水。

1997年,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公布“人们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调查结果,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诗人中,汪国真排名第一。

“汪诗”流行时,也被批判“没有生命力”

1990年到1993年,是汪国真风头最劲之时。不过,很多评论家和诗人,对汪国真的走红表示费解和嘲弄。

《诗歌报》1991年7月号刊发北京大学学生魏义民的《“汪国真热”实在是历史的误会》,8月号又发表了几位诗人的文章:《汪国真乎?汪国假乎?》、《汪国真现象及其批判》等等。

批评者认为,“汪国真的作品是非艺术性的”,题材狭窄,“如一个小木匠做了一套被人赏识的家具后,批量生产,只是在色泽、图案上稍作修改,因而是没有生命力的”。

汪国真惯用的语言方式也被讥为,“只是格言警句的分行”、“把诗的矿石附上说明书”。

对此,汪国真不屑一顾,“中国有句老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对我表扬也好,批评也好,我都不介意。”他还反问:“如果我按照你们赞同的方法去写诗,还会有‘汪国真现象’吗?”

在评论家黄集伟看来,汪国真受欢迎不是假的,“这类诗我管它叫做‘贺卡语文’、‘心灵桑拿’,《读者》式风格。在励志诗歌上,没人能替代他。他的诗歌没有纵深、惨痛和焦虑,大众认为它是诗,那就是诗。”

而学者朱大可这样总结“汪诗”的特点:第一是,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对精英思想做简陋拷贝;第二是,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

他认为,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汪国真特别容易受到市场宠爱。伴随着中国经济向全球敞开大门,诗歌市场化的潮流也势不可挡,“在经历了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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