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批，属于特别坚定执著的，继续吹口哨鼓掌要求男女主角重新返

场。眼见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有一小撮特别极端的，腰里别着西红柿臭鸡蛋什么的就追出去了，希望用武装力量和公众舆论把男女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这一小撮力量的头目一般都是由演员的爹妈扮演的，因为他们觉得，戏要是不照着他们的希望演下去，后半辈子就不能悠然地坐在椅子上，嗑着瓜子儿喝着茶，跟别的观众交流心里的幸福体会了—对于他们的人生而言，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一切都无所谓崇高，也无所谓悲壮，我们的生命那么长，就是为了把电影拉扯成电视剧—肥皂剧。

一股干燥的焦糊味儿把我从幻想的状态中唤醒。我看见板正的白衬衫胸口处印着一个巨大的锲形印记，好像一位被严刑拷打过的志士。

我关上电熨斗。衬衫真多，七零八落地躺了一床，仰卧或者俯卧，扭曲着，

胸口的扣子洞开，两只袖子摊开，还有的用一只袖子捂在胸口，像一群中弹阵亡的直挺挺的士兵。我把他们逐个抱回衣柜里安葬。

第二天，猪穿着挺括的衬衫出门，我搭他的车。看上去，我们也像能白头偕老的样子。邻居和她的狗仍然亲热地朝我们打招呼，丝毫看不出这个男人

晚上要去跟另一个女人约会。

路可真长，长得看不见头儿，路两边没有风景，除了汽车和人流，就是汽车和人流，一切都是灰色的，这就是北京的冬天。看来我们必须得说点儿什么，不然就像两个死人并排坐在一起。

“要是我两年后回来，你还能接受我吗？”猪突然问。

我比听到让我熨衬衫的消息更加愕然，“你是不是在发烧？”

猪不好意思地笑，“我就知道不行。”

“为什么是两年？”

“她两年之后毕业。”

“你想留条后路？”

“我觉得咱们挺适合一起过日子。”

“但你不想过日子，你想要爱情。现在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千万别变卦。”

“你取笑我。”

“不对，我从来没这么认真过。我佩服你的勇气。谢谢你把咱们俩都解脱了。”

猪看我一眼。苦笑。

“代价不小。”

“干什么不需要付代价？人生苦短，何不潇洒走一回。”

“在遇到她之前，我以为咱俩会白头偕老。”

“也许那样很乏味呢。”

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