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会不会乱的问题，我们也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乱是可能的，但是暂时的。乱了可以治，而因噎废食将会断送生命!

选举，放开手脚让农民选举自己的当家人，依照法律，按民主方式实行村民自治，党委、政府从处理日常琐事中超脱出来，在更高层次上加强领导与指导，为农村的长远发展开辟一条通道。——这就是结论!

选，从哪个村开始?应是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取得经验，全面推广，这似乎是一条成功之路，但我力主先难后易。我认为，暖箱里烤不出钢铁，在平静的村庄里总结不出能指导动乱村的经验，在最难的村子搞试点，成功了是难能可贵的经验，即使失败了也会获得宝贵的教训。人们常说的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其哲理大概也在于此吧。

于是，超常规的做法就这样定了，以乱、瘫、散出名的城北、樊家坡、东窑头3个村，被列入选举的首批名单。

议题又转移到如何组织选举上。大家的讨论更为热烈，班子分成“两股”，一股扮演专门找岔的角色，一股扮演对付找岔的角色，一个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了出来，一个个对付的办法相继产生，党委秘书记了一页又一页。众人拾柴火焰高，在集体的智慧下，一套严谨科学的选举方案逐渐成形。

具体选举办法由我亲自起草，镇人大主席原爱强和镇长李满刚等领导修改，然后送市民政局领导审核。上上下下反复了十多次，最终形成共有16条内容的选举办法及14条注意事项。

成稿之后，党委秘书问我下一步该咋办，我打趣说：“送克林顿先生阅，这是不是尊重人权？我看他美国的选举有无这种程度的民主！”

山雨欲来风满楼

启动选举程序后，又一个问题在城北出现了——选举委员会产生程序不合法。几十名群众轮番反映这个问题，经过调查，我向城北村党支部书记周志祥下达了这样的命令：“重来，必须重来!一定要经选民推选，我要亲眼见到全体选民的个人签名!”

城北村选举委员会就是这样“返工”出来的。

选举委员会产生后，城北村的上访并没有停止，涉及到许多方面。

就这样，我成了城北村的书记，每天接待和处理的，几乎全是城北的人和事，一会儿没有城北人上访，我反倒觉得不正常了。我向办公室人员及我家属交代说：“如果有城北人找我，立即给我打电话，我随叫随到。”

3月28日晚，城北村的信访达到了高潮，我家门口不知停放了多少大车、面包车、摩托车、三轮车、自行车等各式车辆。我家里、院里、巷里全是城北村人，数量无法统计。邻居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前来打听。我使出浑身解数，耐心说服，悉心劝解，直至深夜12点他们才逐步离开……令人欣慰的是，这是迄今为止城北村的最后一次集体上访！后来我回忆了一下，20多天时间里，我接待城北村群众足有1000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