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渊在弘化郡不正经或装不正经的时候，隋朝在皇帝杨广最不正经地指挥领导下，正经人已经无法正经地生活了，人民都开始变得“不正经”起来：造反。

生活在每一个王朝末年的人民都是痛苦和不幸的。隋朝末年，因为有了杨广这样一个近乎偏执变态的君王，民众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朝廷滥用民力，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恶化到沸腾临界点。

没有吃、没有穿，一不小心就没了命。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条件下，造反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不造反的风险比造反的风险更大、活命的概率更低。《资治通鉴》中记述的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时的社会生活片断便是此说的最好注脚：“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诞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老实正经不造反就得冻死饿死，不老实不正经地造反才有一丝活路，这个幽默也太冷了点。

在杨广当政的末年，造反似乎成了一种潮流和时尚，你要不是造反派，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稍微有点势力的人，见面问候语不是“你吃了吗”，而是“你反了吗？”。有一个成语叫如火如荼，用来形容那时的农民起义（“起义”是学名，小名就叫造反，本人用“造反”而不用“起义”，是因为造反这词侃味浓一些，和立场无关）最恰如其分。

据台湾作家白杨统计，隋朝最后的十八年间，共发生了136次兵变民变，到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的时候，全隋三分之二的郡县都被造反的军队占领控制。当时全隋共有一百九十个郡，也就是说，至少有130个郡都不承认杨广是他们的国家元首了。这时候的隋，出现了以北周“随国公”起家的开国皇帝杨坚最忌讳最担心的情况：当年定国名时，他变“随”为“隋”，特意去掉了的“随”字里的“走之”又回来了。“随”字长了腿，一去不回头。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颠扑不破的铁律。隋朝民众反抗的集结号在公元611年正式吹响。

这一年的正月初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春节。这天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洛阳建国门附近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几十个壮男清一色头戴白帽，身穿白衣，而且手里焚着香，拿着花，人人自称是弥勒佛。他们经过建国门的时候，看门的警卫以为是佛祖显身，都忙不迭地跪下叩头，这些人趁卫士磕头下拜时一拥而上，夺下了他们的兵器砍杀起来。也算是“白衣军”倒霉，他们闹事时正好碰到了杨广的那个“颇涉经史，尤工骑射”的聪明儿子 齐王杨暕，杨暕率兵很快将这些人全部杀死。

一身白衣在幽暗的夜色中忽上忽下飘动，这情景确实有点瘆人，和现在的恐怖灵异片不相上下，怪不得那些没有经过唯物主义思想洗礼的大隋警卫磕头如捣蒜，搁谁看见了都会吓得小腿抽筋的。

这不足百人的“白衣军”其实是打响了反抗隋朝的第一枪，但由于规模太小，没有持续时间，这次“暴动” 不被后世重视，史学家都把“隋朝第一反”的桂冠封给了山东人王薄。我推测，这些人如果不是“敢死队”成员，就是属于不教人用正常思维思考问题的邪教组织，不然怎么会几十个人就敢去冲击戒备森严的宫城？

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刁民聚众斗殴性质的暴动根本没有对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的杨广产生任何触动，这年的正月十五，他将各蕃部落的酋长都邀请到洛阳，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百戏表演。

虚幻的歌舞升平终究压不住真实的烽火连天。不久，山东邹平的一个叫王薄的铁匠甩掉铁锤，拿起刀叉，在长白山（不是吉林的长白山，是山东长白山）树起了造反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