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九、今天你反了吗(3)

轻松幽默侃唐朝1 作者:草军书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山东人民喜欢造反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这个业余爱好,而是没心没肺的杨广欺山东太甚了。杨广对山东总是特别“关照”,营建东都洛阳,开挖大运河,杨广下诏征调了大量的山东民工进行无偿劳动,饿死、累死、病死的民众不计其数。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山东发生罕见水灾,洪水淹没了大部分郡县。第二年,走了洪水又来了干旱,全境疫病流行,家家缺衣少食,路上饿殍遍地。面对满目疮痍,杨广不但不闻不问,反而变本加厉,将山东作为征伐高丽的桥头堡和人力、物力供应基地,在这里增置军府,征兵、养马、造船、运粮。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一切和打仗有关的东西都和山东有关。攻打高丽需要战船,杨广命令在东莱海边日夜不停赶造船只。工匠由于长时间站在 水中工作,许多人人腰部以下溃烂生蛆。一个大活人身上竟然蛆虫翻滚,这是多么残酷和可怕的景象!可是,如果能保住性命的话,即使是那些身体生蛆的人也高呼幸运,因为三百艘战船造完后,生还者只有二分之一。相对于生命的完整,蛆虫在躯体上咬点肉喝点血,那种不屑真的就跟蛆虫的个头一样,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在那个只有死亡不死、君王良心阉割的年代,即便今天不死,这次不死,谁能保证明天和下次,腰上生蛆的“幸运大奖”还会落到你的身上?

看完了以上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山东是隋朝的“造反之母”了。

山东之所以比其他地方“倒霉”是因为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便利的海上交通。它上连河北、中连河南、直达涿郡,对进攻东端的高丽来说,这里是最好的战略物资中转站,离前线不远不近,具有弹性很大的战略纵深,而且濒临渤海,水师可从渤海湾直接起航,直扑平壤。

种瓜不一定得瓜,因为有可能瓜还是苗的时候就夭折了;种豆不一定得豆,因为有可能瘪塌的豆荚里空空如也。但种下一粒罪恶,收获到的一定是十倍百倍的反罪恶。杨广就是一个长期播种罪恶的顶级恶霸。他在山东种下了太多的令人发指的罪恶,不得不反的山东人最终点燃了起义的烈火,并将火势吹向全国。

公元613年以前,民众反抗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地区。但自这年六月杨玄感率军反隋后,造反风潮迅速扩大到江南、岭南、关中、淮南等地,完成了由点到面的重要转变。

杨玄感造反虽然没有成功,但因其身份地位的极度特殊,对普通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这一点《资治通鉴》也有记载。杨广在辽东前线听说杨玄感造反后,震动不小,他担心杨玄感会形成气候,急召亲信大臣苏威商议办法,明白人苏威斩钉截铁地说:“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但恐因此成乱阶耳。”那意思是说,杨玄感为人粗疏,不必为他谋反而担忧,但是,如果其他重量级人物都纷纷效仿他发难,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可见,杨玄感造反的结果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杨玄感之后,民众造反更是如雨后春笋,齐刷刷往外冒。大家都是一个心理:尚书贵族都反得,我反不得?这和中国“造反之父”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一脉相承。在这种心理支配下,造反军天不怕,地不怕,不管谁的奶酪都敢动。

公元614年,杨广三征高丽回军时,志得意满地从涿郡赶往洛阳,在经过邯郸时,竟然遭到了杨公卿农民军的袭击,抢去了杨广四十多匹心爱的御马!这太不可思议了,八千个农民军居然就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御驾亲征的大军玩打砸抢,这也太拿皇帝不当干部了。

只要锄头舞的好,哪有墙角挖不倒?当造反军已经牛到敢和国家总舵主面对面掰手腕时,这个国家绝对是已经病入膏肓,寿终正寝只是早晚的事了。史籍形容隋末农民造反形势时常用到两个词组:群贼蜂起、多如猬毛。

这两词用得很有意味,里面藏着两种动物:蜂和刺猬。两者体型都很袖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身上带刺。

对杨广来说,造反者就是一个个刺头,在他不以为意的时候,一次次刺得他遍体鳞伤,如鲠在喉。

公元615年,河北、山西一带的民变已经呈炸锅状态,到处是沸水流淌,造反者跟田径比赛似的,你追我赶,此起彼伏。河北上谷(今河北易县)的魏刀儿、王须拔以及在龙门(今山西河津)起事的毋端儿的造反军团都超过了十万人,声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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