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明（科学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

陈波儿的名气大，她所到之处对外宣传影响大，经常开会，这样自然就引起特务的关注，那天主要是找陈波儿的麻烦来了。

特务们不由分说地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好运气”地搜到了一面日本国旗、几把刺刀和几张日本人的宣传单。他们如获至宝地一口咬定这里的人是汉奸，要带回去审问。

王永芳（《陈波儿传略》作者）

陈波儿据理力争，我们是宣传抗日的，你为什么要抓我们？特务就说，你们不是宣传抗日，你们是汉奸，你看这些东西，不能证明你们是汉奸吗？陈波儿跟宋迪夏两个人据理力争说，我们这些东西是战利品，战利品你还不懂？战利品是我们用它来展示我们宣传抗日成果的。

时间在一点点地过去，这时候天色已经亮了起来，特务们不好再直接把陈波儿抓走，于是又说是有“命令”要请陈波儿回去协助调查。

王永芳（《陈波儿传略》作者）

陈波儿的革命坚定性是很强的，这个时候特务来抓她，如果得不到上级的及时营救，她想到，就是牺牲，死在化龙桥我也心甘情愿。

八路军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得知此事后，一面派人去告知周恩来，自己则急忙赶到陈波儿的住处，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周恩来和邓颖超来了。

王永芳（《陈波儿传略》作者）

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来到这个地方，质问特务，你们要干什么？特务就说，我们是来抓陈波儿，她是汉奸。周恩来就说，她是我请来的客人，她们是抗日的，你怎么能说是汉奸呢？周恩来是个大人物，特务们一看大人物来了，自觉理亏，只好灰溜溜地撤退了，陈波儿躲过了一劫。

1940年底，考察团完成了在重庆的任务，决定启程，重返延安。第一次从重庆北上延安的时候，陈波儿把年仅5岁的儿子留在了重庆，托亲戚照顾，作为母亲，陈波儿觉得欠儿子很多。这一次，她决定带上儿子去延安。

1931年，陈波儿与进步青年任泊生在香港结婚，第二年春生下儿子任克，此后两个人为了革命聚少离多。

回到延安后，陈波儿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很快，演出成了她生活的重心。

为了庆祝苏联十月革命23周年，党组织决定排演德国话剧《马门教授》，担任话剧导演的最佳人选很容易就锁定在了陈波儿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