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第一次来北京

哈佛商学院的书本学习通过一个意外的实践渠道得到了强化：毕业之后，我踏上中国的土地，看望父母。两个世界的反差巨大。我从资本主义的西点军校来到了社会主义的东方前哨，从一个拥有个人选择自由的合众国来到一个满街人身穿灰色服装的国度。有时，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偶尔会看到一辆带有滤光车窗的黑色轿车驶过，这是政府用车。除此之外，街上很少有汽车通过，那里毫无自由市场的影子。我惊讶地看到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居然能够变得如此暗淡无光。

1975年，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政府决心整顿社会，实现国家复兴。“文革”期间，一系列教条灌输系统出现，通过无处不在的大喇叭进行宣传，试图摧毁所有中国古代历史留下的遗产。年轻人猛烈抨击年长人士，攻击知识分子。整个社会分裂成两个阵营，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我想起了法国和俄国革命。革命的轨迹一样：人民掌权，承诺实现某些理想。一旦他们巩固了权力，有些人就开始滥用权力，抛弃曾经的信念，摧残同胞。似乎人类患有某种痼疾，这种病不断地使人类遭受痛苦。这种冷静的思考加深了我的信念：经济、政治和宗教的自由是管理社会的唯一公平和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