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全国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包括物理系在内的清华大学理学院被打散、调出，叶企孙先生被调到北京大学。科学馆一时似有人去楼空之慨。

一九六八年，叶先生被捕入狱。科学馆在“文化大革命”的武斗中则成了清华武斗两派其中一派的孤立的据点。对立的一派包围着科学馆，向它发射燃烧弹，一时烟火冲天，科学馆整个顶盖被彻底烧毁。

就在科学馆大火前后，我和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叶志江同学等就被关在科学馆一间暗室中的几个小暗室里。这里大概是光学或化学实验室，窗子被厚厚的黑布帘蒙住。在这样的暗室中再隔出来一个个小暗室，大约两平方米的面积，实验台上正好一个人躺着。墙壁、天花板和实验台都涂成黑色。我跟叶志江说，我们这小暗室是真正的“黑暗”。如果我们被泡在墨水中，经过不断地加入清水，墨水终会逐渐稀释以至变清。但我们的小暗室却不是这样。电灯开时，一片光明。电灯一熄，又全归黑暗。无论人们多少次重复地送来灯光，也无法将这黑暗稀释。

那时，我的鼻窦炎正发作，用手绢擤了鼻涕，就放在一边。不几天，我感到臂膀上脖子上有什么东西在爬。待送饭来的学生打开电灯一看，原来是从鼻涕中长出来的一群白白胖胖的蛆。

叶志江同学却非常乐观，时不时朗诵“大江东去”。他还说：“我们没有受过白公馆、渣滓洞的罪，现在正好来补补课。”事实上，我们这些被逮进来的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折磨。刚被逮来时，先是一个“下马威”：眼睛被蒙住，站着，周围大概站着四、五个身壮力气大的学生，轮番拳脚交加。我的经验是，只痛皮肉，不伤根本。年纪大者在被殴、摔倒、爬起、再被殴、再摔倒的过程中，折了骨头，伤了内脏，可视为“意外”。

且说这叶志江(正好与叶企孙先生同姓)，是全校闻名的高材生。他于一九六三年秋季入学。一九六四年，他在《数学通报》上半年内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对“正项级数判敛的一个方法”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定理)并加以证明(叶志江事后才知道，国外一位知名数学家在一九五四年提出了同样的定理，但未加证明)。杂志编辑对此表示了特别的鼓励。叶志江因此受到学校和北京市领导人的关注和接见。“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北京市领导人和学校领导人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黑帮，他叶志江也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年纪轻轻的，还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他成为数学家的前途是彻底葬送了。

一九三一年，华罗庚以一个杂货店小伙计的身份，得到数学系熊庆来、杨武之和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特许，进入数学系当文书并随班听课，终于成为著名的数学家。这件事成了中国科学史上永远传诵的佳话。叶志江却不是华罗庚。当年一位外地学生读了他的数学论文后，写信给他，预祝他的“天才能放出太阳的光芒”！但是，那时的清华大学要求他这个小青年做的则是高高地举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旗子，让他用太多的时间去批判自己。一九六四年至六五年，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仅在校内的报纸上就发表了三篇文章，批判自己“两架发动机”(一为党为国；一为自己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取代了数学，改造思想成了他的主课。事实上，即使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在当时那种“左”的引导和关怀下，多少个叶志江，也出不来第二个华罗庚。

叶志江是工人的儿子，生于香港，故取名志江，据说现在上海。开放的上海可能已给他好运。

我还永远记着科学馆中另一位学生的声音。他是被分派来看守我们的。他就坐在小暗室外面的大暗室中。我们可以隔着木板墙跟他聊天。我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武斗。他说：“清华有两派，那一派要独霸清华，我就是不服，就是要跟他斗!”他的想法和他说话的声音一样的朴素、坦率，我想他必定是农民的儿子。没过几天，他夜里在科学馆西门外站岗时，被另一派从闻亭那边射来的一颗自动步枪子弹命中，当即毙命。由于科学馆被封锁，遗体不能运出，只得用黑板、破木板钉的棺材草草收殓。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席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挺进清华大学。在科学馆，棺材被工人师傅抬出馆外，血肉之躯早已化作腐水，就流淌在大礼堂前、科学馆东面那片绿草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