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体”，对中、西文化均取二分法，分解为“精华”、“糟粕”。总的原则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明确使用“精华”、“糟粕”二词见之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把它分解为精华与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种二分法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已经提出，列宁又在一系列的著作中予以发挥。列宁的二分法是非常彻底的，不仅历史文化应一分为二，世界文化应一分为二，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可分为两种民族文化，一个作家(如列·托尔斯泰)的遗产也可分为进步与反动的两部分。而区分精、糟的标准可概括为两个，一是历史标准，即该文化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进步还是反动的；二是“对待人民的态度”。毛泽东强调指出，历史的、外国的东西即使是精华，还要看是否于今天的中国有用，是否合于民族性，“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之精华的总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当然更是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之精华熔于一炉。但在操作过程中，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标准不易掌握，常受错误的政治路线或社会倾向的干扰，以致出现视精华为糟粕或视糟粕为精华的倒置现象。

“精糟说”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文化本身常常是精华与糟粕如连体婴儿很难分离。正像一张纸的正反面那样，明显地可以判断为“糟粕”的东西中有时可以挖掘出精华的因素。譬如“克己复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人们视为“糟粕”，但吴宓将“礼”上升到形而上解释为“适宜之谓”，于是“克己复礼”又有了合理的因素。“君为臣纲”是过时的封建专制时代的礼法，但其中包含着一切社会都需要的对领袖的作用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看，简单地视为糟粕也是不妥的。“精糟”二分法在具体操作中容易产生的这种简单化倾向，只有用“解释法”来加以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