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释古学派开拓者的荣誉属于康有为。为了把他所认同的某些西学引入孔教，他借孟子名义，宣布“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斯言也”。从而赋予自己以阐释圣贤经典的充分自由。“释古”在康那里绝不是对经典词语的客观主义解释，而是阐释者与本文之间的对话与交融。他的《大同书》实在是一部奇妙的作品，它对“大同世界”的构想不仅远远超出了儒学的范畴，而且超越了当时西方的现实。这部书多处渗透着人道主义的思绪，关注着人的心灵的完美与自由。康有为意识到不仅国家民族是个人自由的羁绊，家庭亦然，因此在未来的社会里应该消灭家庭。他承认人的色欲的天然合理性，甚至包括同性恋。但他从当时欧洲状况又为人的这种生存状况感到忧虑，因此，他许诺了一个理想，又把它推到遥远的未来，面对现实时又变成一个谨慎的君主政体的拥护者。他对经典的阐释带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而未能吸纳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因此，现代释古学在康有为那里还停留在襁褓里。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展开，激进派跨过康有为，对传统文本进行更大胆的轰击，犹如“尼罗河大泛滥”，从西方引进的新思潮目不暇接，对传统的批判显得急迫而空疏。精神领袖胡适提出了“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的东西”的号召。他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包括“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方法来作一种新的训诂功夫”。但遗憾的是，在大浪潮中的弄潮儿本身就不可能坐下来“训诂”，其结果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疑古”派们在重新审查史料方面创下实绩(集中表现于顾颉刚的《古史辩》)，而翻案文章往往因为不扎实而被后人所颠覆。冯友兰认为，疑古派功不可没：“疑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学家的工作说，他尽可只做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古史辩〉序》，见《三松堂学术文集》，10页)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胡适关于“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东西”的号召是由清华国学院开始实现的。

1925年，清华国学院开学日，主任吴宓在演说词中申述办院宗旨说：“惟兹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374页)

如果说这还只是“宣言”的话，导师王国维于9月14日开课的第一课《古史新证》就打响了第一炮。王国维通晓西方哲学理论，受到过严格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翻译过形式逻辑的书籍，从而能突破旧有史学方法，提出新的“二重证法”。如果说，康有为对历史文本的怀疑是出于主观冲动的话，王国维则把这种怀疑落到了坚实的客观实在上——所有的历史文本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必须接受来自“地下新材料”的挑战，“以实证史”而又“以史证实”，开以科学方法研究史学之新河。郭沫若在谈到自己研究甲骨文的经过时说：“当初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那是一片墨墨的东西，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决了它的秘密。这倒也不是我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而我是应该向一位替我把门径打开出来的大师表示虔敬的谢意的。这位大师是谁呢?就是1927年当北伐军进展到河南的时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国维了。”(《革命春秋》)

陈寅恪在论及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时写道：“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类猃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开一时之风气，而视来者以轨则。”(《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19页)

与王国维在国学院同任导师的梁启超，中年时代曾表现出强烈的对传统的破坏欲(如“破坏主义”)，但其时也未忘记“淬厉其本有而新之”(《释新民主义》)，在大量鼓吹“民约论”等西方文化同时从“浩然之气”(孟子)中开出“冒险进取精神”。晚年臻于成熟，在清华国学院讲《历史研究法》课程，仍不避批判旧史学之锐气，提出求“真”，求“活”的新目标，要求对历史的阐释应“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并能“供吾人活动之资鉴”。从力本论出发，梁启超特别重视从历史中追寻民族的生命活力，以求得中华民族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得以生存。他独具慧眼地把历史分解为自然系和文化系，指出后者(即“人”的活动)是充满“殊相”、“偶然”和“无意识”的历史活动，不能用简单的归纳法、因果律来予以规范。梁在国学院的演讲稿《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系统地论述了新史学的目的，新史家所应具备的德、才、学、识，以及治史的科学新方法，为新史学确立了学术规范。如果说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从一点突破、发人深省的话，梁启超则以其全面和系统的论述为新史学立下一块界碑，由此，《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时洛阳纸贵，多次再版。

国学院导师陈寅恪，从年龄上讲属于晚王、梁一辈的人物，但他积游学欧美十几年所得开设的《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等课程，水平不在王、梁之下。比起王、梁，陈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要广泛而深切得多，陈在多种文字的修养上也高于王、梁，这使他能从原文直接把握多国多民族的文化，他早在哈佛时就强烈意识到中国文化必须有一次大的“换血”，他在详尽的比较研究中，从宏观上把握东西文化的共相和殊相(参见《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并且设计了援“西”入“中”的操作路线(见拙文《文化的两难处境及其他》，载《吴宓与陈寅恪》)。他是雄心勃勃的，“他的平生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十分可悲的是，陈寅恪在国学院时期所获得的最深刻的“史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历史必然性。王国维于绝望中的自沉仿佛一下子挑明他久蕴内心的悟性，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陈指出“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经济制度的急剧变迁必然导致依托其上的文化之衰落。这种比王、梁更加深刻的悲观主义使他从看来具体而微的历史现象中能开掘出更深层面的洞见。李泽厚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说：“19世纪20年代清华研究院的三巨头——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是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前的资产阶级史学的主要代表。”三位以近代科学方法治史的主要代表齐集在一个学术单位，这就使清华国学院在当时的学术界占有了一个很突出的地位。国学院是以新史学为主干的，但又不仅于此，导师赵元任以调查研究为先导对汉语方言的研究使他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讲师李济使用近代科学方法从事考古事业亦属先驱。显然，国学院主任吴宓所陈述的办院宗旨并非虚言，以西方科学思想重新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构成了清华国学院同仁共同遵循的研究方向和教学方针，并在整个学术界显示出集团性优势。清华国学院以自己的斐然实绩宣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疑古”浪潮正在被另一个更强大更成熟的学术浪潮所冲击，它以先进的思想与科学的方法之伟力为自己开辟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