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日记中提到要把清华中文系的学风培养成兼有京派、海派之长，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既要视野开阔，又不要大而空；既要立论谨严、又不要钻牛角尖。他曾和冯友兰先生讨论过学风问题，冯先生认为清朝人研究古代文化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以后的学者是‘疑古’，他们要重新估定价值，喜作翻案文章。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观点，要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研究者的见解或观点尽管可以有所不同，但都应该对某一历史现象找出它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解释这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学风大体上是贯穿于清华文科各系的。朱先生在中文系是一直贯彻这一点的。清华中文系的学者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他们的治学方法既与墨守乾嘉遗风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论的海派有别，而是形成了自己的谨严、开阔的学风的……清华中文系的许多学者都强调时代色彩，都力求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不仅停留在考据上，这个学派是有全国影响的，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解放以后，北大教语言学的王力先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余冠英先生、俞平伯先生，一直到台湾大学的董同和先生、许世瑛先生，都是属于这个系统的，它的分布面相当广。”

这种对于历史感与时代精神相统一、严谨与开阔相统一、汉学传统与宋学传统相统一的刻意追求，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更明显地表现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趋近。王瑶等当时的青年学者一方面承袭了清华学派的精华，另一方面将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术研究。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它表明，清华学派的文化观念与学术作风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显然，东南学派对中西文化的共时性研究可以容纳研究者的较多主观性，那么，清华学派的“史”的研究是否就抹杀了学者的主观自由呢? 其实并非如此。由于中国古文学的模糊性和多义性赋予了阐释者以相当广阔的自由，在严谨的考证背后隐藏着极强的主观性。陈寅恪是以严谨、博大著称的史学家，但他的学生、当今史学理论专家何兆武先生却说：

“先生(指陈寅恪)的学问，我只有望洋兴叹，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我时常却不免感到，越是读它，就越觉得从其中所引证的材料往往得不出他那些主要的理论观点来。这引导我认为，历史学家的理论并不是从史料或史实中推导出来的，反倒是历史学家所强加于史实之上的前提，也可以说，历史学家乃是人文(历史)世界真正的立法者。”(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8页)

同样，我们读闻一多先生的考据文章也有如是之感想，钱钟书先生作为清华学人，他的《管锥编》被举为当代文化经典，但钱钟书坦言，他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

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现代中国学术史是按照“正”、“反”、“合”的逻辑发展的。“清华学派”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它以前多种学派(包括新文化派、东南学派)的一次“综合”。这种“综合”给中国现代学术提供了宝贵经验，但它已成为历史。面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乃至科学技术领域中的诸多新的经验与新的问题，清华学派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侧面。时代需要新的“综合”。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重新综合传统的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经验，则是提到当今学者面前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