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学兄曾对我说，“清华人文学科的特点是讲究科学。”最近，王中忱学兄给我看了一些曾在清华任教的瑞恰慈和朱自清的资料，使我又对清华的人文与科学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朱自清在《语文学常谈》中说：“瑞恰慈被认为是科学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学说的根据是心理学。”（《朱自清全集》第3卷，172页）

以瑞恰慈和艾略特为发端的“新批评”理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英、美文学研究界占据主导地位。它反拨的矛头直指张扬感情和个性的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反对克罗齐的表现论和柏格森的直觉论。强调应把文本看作是独立自足的，应对其进行科学的语义学分析。瑞恰慈在剑桥当教授时曾做过一个实验：他给学生分发去掉署名的诗篇，要求写出评论交回。其结果是杰出诗人的作品被评为一钱不值，而无名之作却受到赞美。这个结果使瑞恰慈得出结论：阅读存在着一种“预见”，这种“预见”是阅读的“心理陷阱”。而科学的第一要求就是不承认任何先验的预见。瑞恰慈要求阅读时应排除任何文本以外的因素，将文本孤立出来“细读”，进行语义学分析。

瑞恰慈曾于1929—1931年之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据《清华人文学科年谱》中“瑞恰慈”条：“1929年至1931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讲授‘第一年英文’、‘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一）诗；（二）戏剧；（三）小说’等课程。其中‘文学批评’是其所开的重要课程，为三年级必修课。”（见该书第89页，齐家莹编撰，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瑞恰慈在清华执教的这段时间，恰是他的批评理论已经形成并在英美引起注意的时期。很自然，他在清华的讲课也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兴趣。王先霈先生主编的《文学批评原理》中说：“钱钟书在《谈艺录》、《宋诗选注》等著作中曾自觉不自觉地从事过新批评的实践。”“在对李贺、李商隐、陶渊明、辛弃疾等人的诗歌分析中，他对其中的一些字句的推敲、玩味和旁征博引，对于比喻中的两柄和多边的含义的阐释，都可以看到新批评的‘细读法’的痕迹。”（《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54页，1999）我们不难发现，瑞恰慈在清华执教期间，恰好钱钟书就读于清华外文系。钱恰于瑞恰慈到校年（即1929年）入清华，1933年毕业。钱钟书曾亲聆瑞恰慈授课，当无疑。

瑞恰慈不仅对学生有影响，对当时文学院教师亦有影响。朱自清先生至少有三篇文章中指名谈到瑞恰慈和另一位西南联大执教的新批评派大师燕卜荪。其中一篇已在前面提到，另二篇则是《中国文评流别述略》（《朱自清全集》第8卷，147页）和《诗多义举例》。（《朱自清全集》第 8 卷，206页）。如果说前两篇尚属概略介绍的话，而《诗多义举例》则是运用瑞恰慈的理论分析中国古诗的“细读”实践。

在《诗多义举例》一文的开头，朱首先批驳了那种反对对诗进行科学分析的观点：“人们想，诗一分析，诗便没有了，其实不然。单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做分析的功夫不成。”朱运用瑞恰慈的理论，指出语言有两类，一类用于描述科学，一类用于描述情感。描述科学的要求意义单一，而描述情感的则复杂得多，必须作语义学分析。朱自清说：“瑞恰慈也正是从研究现代诗而悟到多义的作用。他说语言文学的意义有四层：一是文义，就是字面的意思；二是情感，就是梁启超先生说的‘笔锋常带感情’的感情；三是口气，好比公文里上行、平行、下行的口气；四是用意，一是一，二是二是一种用意；指桑骂槐，言在此而意在彼，又是一种用意。他从现代诗下手，是因为现代诗号称难懂，而难懂的缘故就是因为读者不能辨别这四层意义，不明白语言文学是多义的。”（《朱自清全集》第3卷，172页）朱在《诗多义举例》中对古诗《行行重行行》、陶渊明《饮酒》、杜甫《秋兴》和黄鲁直《登快阁》进行了具体分析，颇有意味。例如在分析《登快阁》一诗中“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绮晚晴”时，朱引《晋书·傅威传》说：“生子痴，了官事”本意只是说“麻麻糊糊办完了公事，上快阁看晚晴去。”但鲁直用此典却有四重意义：“一是自嘲，自己本不能了公事；二是自许，也想大量些，学那江海之流，成其深广，不愿沾滞在了公事上；三是自放，不顾了公事，想回家与白鸥同处；四是自快，了公事而登快阁，更觉快阁之为‘快’了。”（《朱自清全集》第8卷，22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这四个“自”，并不是凭空的心理揣测，而是借助于全诗的“语境”分析得出，是深合瑞恰慈“语境”理论的。朱在分析每句诗之前先列出前人的点评，再据全诗语境予以辨析，使读者感受到对诗的科学分析确实比纯粹的心灵感悟要有它的坚实和独到之处。

瑞恰慈于1931年离开清华后的第三年，曹葆华从他的《文字批评原则》与《意义中的意义》两书中摘译若干章节组成一书，书名叫《科学与诗》。清华外文系主任叶公超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序言》从更宏观的视野指出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诗是时代进化的必然。他说，瑞恰慈最佩服的批评家是柯尔律治，但柯尔律治的《文学的自传》被人戏称为“八分玄学加二分呓语”，很不明晰，而瑞恰慈是“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他书里无处不反映着现代智识的演进，他所引用的心理学、语言学、逻辑以及其他必要的工具都比克律利已（今译柯尔律治）的晚不过一百年而已，但是这一百年间人类智识的增进，已然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了。”“知觉迟钝的人也许还没感觉到这种变迁对于将来文学的重要，他们也许还要再等八十年才能觉悟，不过瑞恰慈已然是不耐烦了。”（《科学和诗·序言》，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

无论朱自清先生还是叶公超先生都指出瑞恰慈理论的局限性。朱说瑞恰慈的理论“未必是定论”“独立成为一科大概还早”。叶说：“瑞恰慈在当下批评里的重要多半在于他能看到许多细致问题，而不在他对于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对于诗，乃至整个人文学科而言，心灵感悟或直觉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对于文学的影响和用科学方法从事文学研究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瑞恰慈得此风气之先，清华学派得此风气之先，是颇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继承的。叶先生预言说，有些人“要等候八十年才能觉悟”。距离叶先生说此话历史已又过去了六十多年，我们中间是否有些人还在“等候”呢？大概总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