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佩服你的记性，振宁兄，你是用什么方法记忆的呢？”邓稼先不无钦佩地问。

“没有方法。一是喜爱，二是理解。喜欢了，理解了，遇到适当的环境，那些背诵过的便自己冒出来了。你怎么请教起我来了？你忘了在崇德中学时，咱俩比赛背唐人绝句，你比我行得多呢。”

“是啊，李白、杜甫、王昌龄、孟浩然，都是我们最喜爱的诗人。”邓稼先说罢停了停，忽然调皮地说：“我再背一首诗，考考你作者是谁，‘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听 诗情画意田园风味，好像是陶渊明的？……”

“王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位诗人。”（62、63页）

邓稼先与杨振宁在当时都是物理系的学生。而对古典诗歌如此爱好、修养如此之深，固然同家学有关，同当时联大“文理兼通”式的教学也有关系，更同当时联大拥有一大批文化大师有关。联想到这两个学子在科技方面精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我们民族的无限热爱和奉献精神，这难道不是生动地表现出文化民族复兴的价值吗？

美国华裔物理学家任之恭曾在西南联大任教。在谈到西南联大对中华民族的意义时说：“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一个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101页）

任之恭先生从根本上道出了科技学者加强人文修养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