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在庆典的时候光耀动人。我把尼娜和卡拉留在会场，自己转入宫殿后面一条窄巷，过了几座桥，穿过一处人迹稀少的广场，到了一座大运河末端、现在似乎废弃不用的码头。1957年，父母带着姐姐和我，就是在这里登上一艘好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电影里头驶出来的希腊货轮，前往以色列。我家穿过了铁幕，这里是我们通往新生活的跳板。当时我们没有闲钱和闲暇驻足浏览——威尼斯只是我们迈向自由的一个中转站。现在，我可以停下来怡然欣赏它丰富的美感和深藏的魅力了。

我又回到宴会，心里在想是那句话怎么说的，光阴如逝水——真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时间均匀流动——时间蜿蜒而流，拍向礁岩，积蓄停滞，然后从瀑布直冲而下……

我的思绪回到1989年，那个夏天我们举家搬到柏林，建犹太博物馆。东欧风起云涌，在那前一年的4月，匈牙利政府已经撤掉奥匈国界的铁丝网，东德人抓紧这个机会，用脚踊跃投票，在七八月涌向匈牙利度假，并继续前往奥地利。那边的红十字会收容他们，送到西德去。还有好几百人过不了边界，就占据了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西德大使馆。去不了布拉格或布达佩斯的东德人，就想办法在东柏林寻找能到西德出差的工作。

那年秋天，我和一个著名的德国史学家共进晚餐。“你想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我求教于这位伟大的教授。

“哼，”他边说还轻蔑地耸耸肩。“局势稳不稳根本不重要。柏林墙还会再屹立100年。”

一个月之后，1989年11月9日，我的两个儿子——12岁的列夫（Lev）和10岁的诺姆（Noam）冲回家拿铁锤，我抱着小女儿雷切尔（Rachel）跟他们一起跑到外面去。还记得我把她举到肩膀上，才不会被数以万计的德国人给踩扁，附近播放着摇滚乐团平克·佛洛伊德（Pink Floyd）的《迷墙》（The Wall），震天动地，众人合力把这可恨的柏林墙拆掉。

没人会料到这种事。两个星期前料不到，前一天也料不到。

1989年11月9日。一天的工夫，结束了一个恐怖的时代。

12年后，我们家还在柏林，有两件事值得庆祝：我女儿的成年礼（bat mitzvah），还有犹太博物馆终于要正式启用了。9月8日，雷切尔的成年礼在奥拉宁堡大街（Oranienburger Strasse）犹太教堂的金顶之下举行；当天晚上，德国各界领袖包括约翰内斯·劳总统（Johannes Rau）和施罗德总理到博物馆参加音乐会与晚宴，并于次日参观博物馆。9月10日星期一，我们在柏林运河上的一艘游艇举行庆功宴，感谢这100多人辛苦工作，把这座博物馆建起来。

第二天，经过12年的曲折和辛苦建设，竣工的犹太博物馆向大众敞开大门。只开了几小时而已。然后一如世界上许多地方，关门了。这天是2001年9月11日。跟柏林墙一样，没人料到这种事会发生。在一天之内，一个恐怖的新纪元开始了。

如果你才刚目睹了当代记忆中最具破坏性的劫难，你要怎么办？在恐怖分子劫持两架客机撞入双塔的前一个半月，拉里·西尔弗斯坦（Larry Silverstein）才从纽约港务局租下世贸大厦。①他不算有名的地产开发商，纽约人大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一夕之间，用这个城市的说法，他成了一号人物。

戴维·蔡尔兹（David Childs）是纽约著名建筑事务所SOM（Skidmore, Owings & Merrill）的合伙人和首席设计师，拉里·西尔弗斯坦最先找他谈。蔡尔兹告诉西尔弗斯坦，他已准备好重建双塔了——这种说法让很多人极为愤怒，有几千人死在那里，大家还在希望从冒烟的瓦砾堆中发现更多生还者，他们却在大谈炒地，让人感觉很粗暴。

根据《纽约时报》记者的描述，蔡尔兹“打心底高兴”地说：“没错，我曾受人轻贱。”他接到无数恨他的人打来的电话，逼得他只好换手机号码，不过，最后他说：“大家的想法改变了。”

这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是：2002年7月，“9·11”之后设立的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和港务局公布了6项重建双塔的计划，由当地建筑事务所拜尔、布林德及贝尔（Beyer Blinder Belle）负责规划（即使计划是由SOM发起）。这是个灾难。每件事都糟透了。赫伯特·马斯卡姆在《纽约时报》撰文，说这个计划“格局小得不像话，令人摇头。不要期待会有什么想法能反映去年大灾难所具有的历史分量，也看不出有什么地方可标志出世贸原址已成为美国和世界上其他文化及区域之间纠葛不断的悲剧象征。只看到土地开发计划而已：切馅饼的6种方式”。

关于这一点，大家倒是同意。几天之后，市政府开会，让社会大众发表意见。5000多位满心不爽的纽约人到场，大声鼓噪。民众针对这6个设计案投票，每个案子都被评为“差”。

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宣布将会重新思考重建一事。同时，马斯卡姆跳出来插了一脚，说《纽约时报》会出钱赞助“重新想象”曼哈顿下城未来的建筑计划，还找来一些建筑师、都市规划师、设计师提出未来的新视野，计划9月在《纽约时报》做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