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个纽约人……”我安静地说，想要挣脱。看那样子，他好像想揍我；我摆出防备的姿态。

“你以为你能把我们踩在脚下？”他叫道。

“踩你们的人不是我，弗雷德。只是有人要我发表意见，而我与你的看法不同罢了。”

卡拉用她的体重挤到我们之间，让施瓦茨放手，而尼娜想用比较温和的办法。“弗雷德，放轻松点，有话好好讲嘛。”

“我跟你们两个都没什么好说的了。”他吐出这句话，就放了手，消失在人群中。

“我想现在去坐趟平底船会满不错的。你不觉得吗？”我太太开口了。她一只手拉着我的手臂，另一只手抓了一瓶香槟，拉着我走入黑夜。我太太是个天才。

美国人一听我的口音（掺着一点意第绪口音的波兰口音，我想）心里就做出判断，他是个外国人。没错，我算是外国人。就跟许多纽约人一样，我不是生在这个城市，但我的父母一直在找个可以安身的家——从波兰到了苏联，回波兰，又去了以色列——50年代末来到纽约，总算有了个快乐的结局。我们李布斯金一家到以色列绕了一圈，重蹈犹太民族的兴衰。我们是以色列人，来到了安身之地，但也像约瑟一样，离开了以色列。我们真正的安身之地在纽约。

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是非常传统，很像是直接从雷电华电影公司ii的新闻影片撷取的片段，虽然那并不是，而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们是最后一波坐船移民美国的人。1959年夏天，母亲、姐姐阿尼娅（Ania）和我坐着“宪法号”（Constitution）驶入纽约港。父亲几个月前就先到了。母亲把我摇醒时，还是一大早，她带我们穿过甲板上的人群，好让我们也能瞻仰自由女神像；壮观的纽约天际线在晨雾中浮现。对有些美国人而言，自由女神像已经是老掉牙的东西，是政治角力的工具，右派人士急于拥抱，左派人士则当它是爱国宣传工具而嗤之以鼻。但对一个移民子弟，“自由女神高举火炬向天”却是最奇妙的景象。安身之地就在眼前。而纽约壮丽的天际线，诉说着美国的成功故事。

我的父亲纳赫曼·李布斯金（Nachman Libeskind）比我们早几个月到纽约，他已经爱上了这个城市。上岸后，他急着带我们去新家。我们走在路上，把每个人都当英雄、神明看待。这些都是美国人！就是这些人为我们播送自由欧洲电台的节目。在美国出生的朋友很容易把自由欧洲电台贬成宣传废话；他们永远不会了解，那其实是天赐之物。他们播送的新闻是我们所知世界的唯一真理。到纽约的第三天，父亲带我们到无线电城音乐厅当时最大的银幕，看希区柯克的《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加里·格兰特（Gary Grant）整个人悬在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华盛顿雕像的鼻子上！这可是美国的万神殿：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林肯四位总统。谁在意我们不懂英文？这就是美国梦，而我正在做这个梦。

终于有一个城市，人人都能一样地自在。我还记得自己在路上听到有人以意第绪语自由交谈时，心里有多惊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罗兹，几乎容不下幸免于难的犹太人，意第绪语是不能公开的语言。我常和父亲在罗兹乱逛，感觉到他同时住在两个城市，一个是活人住的城，一个是死人住的城。他在肉眼看不见的阴影之间穿梭，张望着其他幸存者、住在他那被毁掉的世界里的其他人。当他经过某个看来眼熟或是长得像犹太人的人，就会低声叫一声“安霍”（ahmhoo）——希伯来文“我们的人”的意思，是中欧犹太腔。如果两人相认，就会低声用意第绪语交谈，打探某个认识的人怎么样了，或是回忆战前的岁月。

读者或许以为在以色列情形会有所不同，但那里也禁止讲意第绪语。这种语言属于被大家抛到身后的世界，如果我们在特拉维夫的街上不小心脱口而出，总会有人嘘我们：“不要再讲那种令人沮丧的语言了。你们已经不在波兰了。这里是以色列。说够了吧。”

不过，在纽约，想说什么语言，就说什么语言——而且确实如此。

我父亲在皮带加工厂做过一阵，为时很短，不堪回首，后来他在一位犹太教教士开的印刷厂找到一份工作，与后来盖的纽约世贸中心只隔了几条街。他在石街（Stone Street）做照相平版印刷，愉快地工作了20年。他那套工序需要非常耐心，必须有绝佳的手眼协调，现在几乎没人做了。他总是为了条理和精确而斤斤计较。把文字和图片对齐，对他来说轻而易举，连尺都不用：他靠眼、靠手就能调整校样；他心里就有一把尺。

地上有积水，屋子里有老鼠，薪水低，每天还要把纸从仓库搬到印刷厂，但我父亲从不抱怨。他爱美国。我母亲快要去世时，要我父亲答应她，开始画画。“你一直想画，现在时候到了。”他照她的话做了，完成几百张作品，而且好得让他在70多岁开了一次个展。他从不画风景或任何流于感伤的东西，也没有老人作品的调调，不藏拙、抽象，让人心惊，锐利而大胆。我直到他第一次个展开幕，站在画廊里，才发现美国国旗的色彩和自由女神的形象充斥他的艺术之中。

在从威尼斯双年展回柏林的路上，我发现自己另外有约，根本不可能接受亚历山大·加文的邀请，担任世贸中心的设计竞赛评审。那个星期的行程本来排定要去多伦多跟评审碰面，但我在皇家安大略美术馆的事无法更动。我心情低落，卡拉却很兴奋：“哦，丹尼尔。这其实是个好消息，代表我们能参与设计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