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家父李慎言先生也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与冰心同住在家属宿舍中，我的孩子几乎可以天天看到冰心与吴文藻先生，管他们二位叫奶奶、爷爷，冰心对孩子们总是那么亲切，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所以孩子们也都特别尊敬她，热爱她。

“文革”开始了，冰心的家被造反派抄了，还把她的书籍、衣物、鞋子等摆在操场上展览，我的孩子们看后十分气愤，哭着说：“造反派在欺负冰心奶奶。”

这一幕是那些曾在民族学院住过的人永难忘记的。

后来，造反派把民族学院几位老人集中到一个办公室里，让他们学习，有冰心、吴文藻、费孝通、潘光旦、文囿，还有我父亲，一共6个人，让他们天天学《毛主席语录》，天天“早请示，晚汇报”。这些老人在期间受了多少委屈，吃了多少苦？他们为了不让儿孙们难过，一直是闭口不说的。

后来，“文革”结束，如同重见天日。这以后冰心与吴老经常在院子里散步，有时，还看到他们去商店买东西。

那时她的女婿陈恕得了肝炎，要到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看病、取药，我爱人绍华正好在该院工作，所以经常帮他挂号、取药。他有时就坐在我们院里石榴树下的石凳上和我们聊聊。

我在学校教文学课，讲课内容经常涉及“五四”以来的文学现象，所以我也经常去找冰心先生请教。每次向她老人家请教，她都那么耐心，那么认真，几乎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一次，她拿出一本刚出版的《三寄小读者》，送给了我女儿李穹。

后来，我走上社会演讲，一发而不可收，冰心老人一直鼓励我多做好事，要帮助青少年进步……

当我创办《教育艺术》杂志时，我请她题词，老人家几次当即欣然命笔。

当我准备出诗集，请她老人家审阅时，她非常认真，并马上为我题写了：

“诗之心，国之魂，诗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