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老板有一次对我说，他现在非常忙，他的主要业务在香港，所以很少过来，他想把经理的位置让出来，还说他准备公开选拔经理，要我也参加竞选。我听了后明显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往上涌，但嘴上却投其所好地说：我看唐小姐就不错，对公司很忠诚，做事不唬。赖老板这时候普通话仿佛大有长进，他好像完全听懂了我说的话，愣了一会儿，说："不行，唐小姐要负责香港写字楼那边的工作，那边的订单大部分靠她。"我又说："香港那边不是有您吗？"他笑笑，笑得很天真，像个大小孩，摇摇头，说："不行，我今后要经常过大陆这边来，我准备在关外搞一个大的工业区。"我问："公司准备搬到关外吗？"他说不，搞大工业区是搞房地产开发，搞起来后出租给人家开工厂，就像我们这间厂，就是租用蛇口鱼工贸的。他还告诉我，关内已经没有地皮了，就是有也留着做商业用地，不会用来做工厂，还说现在香港老板来深圳都喜欢在关外开厂，因为关外人工更平。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工厂租给别人，而自己却又要租别人的厂房，在内地我还没听说过厂房可以租的。

那时候，我同样也没有听说过房地产开发这个词。后来的发展证明，赖春泉在商业运作上确实是有远见的。随着像他这样一些本来在香港根本就不起眼的小老板在大陆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香港和台湾小老板跑到深圳来，借助于这边改革开放的东风，及在劳动力、厂房租金、税收、环保征收、辅助原料及生活费用方面的低成本，不用几年就一个个成了大老板。这些人过来都是要租用厂房的。刚开始是深圳特区内，比如像赖老板自己，后来是深圳特区外，也就是所谓的"关外"，就是赖老板现在打算在那里建工业区的地方，再后来就是东莞，由香港向内地逐步推进。

赖老板有时正和我说着话，手机响了，他取出来，打开翻盖(比蒋大哥的那种先进，蒋大哥当时用的还是砖头块似的"大哥大")，迅速往楼顶上跑，边跑边对着手机里大喊，喊什么我听不懂，但肯定是谈业务的，不是电镀业务就是开发工业区业务。我不知道该不该跟着他跑，好像跟不跟都不好，只好跟在后面走，隔一段距离，等我到达楼顶时，他差不多正好打完电话，然后他问我刚才说到哪里，等我告诉他后，我们接着说。有几次，赖老板干脆把我叫到楼顶上说话，这样，一旦手机响起，他随时接听，非常从容，再也不用狼狈地奔跑了。现在回想，赖老板当时用的手机一定是香港的，蛇口与香港隔水相望，香港手机在蛇口的楼顶能用。

赖老板与我很少谈私事。关于他个人的事，我是从陈秉章和工人们那里听来的。厂里有许多跟赖老板一个村的人，有些还是他的亲戚，比如赖德能、赖德龙、赖德宝，等等，我甚至怀疑赖老板这一辈是春字辈，他的下一辈是德字辈。果然，我在员工登记表当中发现了一个叫赖春盛的，我问赖德龙："赖春盛是你叔吗？"他说："可以这么说吧，赖老板还是我叔呢，有什么用？"赖德龙告诉我，这里姓赖的都是一个祖宗，有的还是很近的亲戚，比如，赖春盛就是赖德宝的堂叔，但亲戚不一定就会得到照顾，得到照顾的亲戚也不一定就真心为他卖命。从赖德龙身上，我发现自己以前的看法有偏差，五百多工人中，素质并非一般齐，有那么多素质差的，也必然有几个甚至几十个素质高的，比如赖德龙，至少比那些以为全世界就只有说白话、潮洲话和客家话三种人的女工素质高许多。后来，在我当上经理之后，我真的将赖德龙提为工段长，还将另外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调到化验室学化验。这些自是后话。

赖德龙告诉我，赖老板家成分不好，所以"文革"期间受压迫很惨，他就与人结伙偷渡去了香港。但去香港的人未必都能发财，事实上，当初他们大队(现在是村)一起去香港的有十几个人，最后混出头的只有赖老板一个人，还有一个李生，现在跟着赖老板做，混得也可以。我问哪个李生，赖德龙说就是前两天与老板一起来的那个李先生。我问李先生为什么叫李生，赖德龙笑，他说香港人就这么叫，李先生就称李生，王先生就称王生。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香港人说话能省就省，比如"早晨好"，香港人就只说"早晨"两个字，反正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意思就行了。其实内地也是，王大明不喊王大明，而是简称老王或小王，但如果你是两个字，比如你叫王明，则别人就喊王明，而不称老王或小王了，因为反正都是两个字，没的可省，不如直呼其名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