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们走了，我才故意大声说：香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这里又不是香港。

我猜想，周围的大陆人一定觉得很过瘾，我要的就是这效果。

"癞蛤蟆"很感激我，坚持要把座位让给我。我说不用了，到了。

我和"癞蛤蟆"一道走出深圳火车站。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回蛇口。他说顺路，我送送你吧。想着刚才帮了他，有一种有功要受禄的感觉，于是随他上了的士。

刚才我在"皇家警察"面前亮的那个小本本是我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上学时发的，上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字很管用，买票上车都优先，所以我一直带着，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派上用场了。心里一阵窃喜。但这种小本本与"皇家警察"手里的小牌牌一样，事实上是经不起细问的，好在并没有人细问。刚才"皇家警察"没敢细问，现在"癞蛤蟆"也不好意思细问。"癞蛤蟆"这时候毕恭毕敬地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台湾宏大公司孔祥儒董事长"。

"啊，失敬失敬，原来你是台湾的大老板呀！"

我这时候才发现他与我们大陆人是有点不一样，比如皮带系得很低，将整个肚子突现出来，仿佛是我儿子刚刚学英语，将英文字母"D"写反了。

"哪里哪里，孔祥儒，小企业，做自行车花鼓的。"

真是人不可貌相。自以为聪明过人的我没想到有眼不识泰山，差点把台湾的大老板看作是癞蛤蟆。此时我觉得应该将错就错，故意装傻，继续扮演所谓的豪爽，我学着郑工的耿直，于是故意"实话实说"："早知道你是台湾人，而且是大老板，我就不帮你了。"

"好！"孔老板说，"我就喜欢你这豪爽性格。要是不嫌弃，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那我就高攀了？"

"这是缘分。"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击掌握手，成为朋友。

孔祥儒让车上北环，说先去他的工厂看看，吃过饭再送我到蛇口。我说好。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去他工厂看看或者吃顿饭当然是好主意。

孔老板的工厂比恒基公司差多了。在关外的凤凰冈村，一个不大的小二楼，前后空地用铁皮围成厂房，铁皮房与小二楼容为一体。楼上的一半是写字楼，另一半是女工宿舍，楼下的一半是仓库，另一半与前后铁皮房连成一体，构成了一个蛮大的车间。后面的铁皮房还另外隔出一部分做男工宿舍。可见，孔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人，真正做到了地尽其用。

孔老板给我的整体感觉是不如赖老板有钱，但比赖老板文化高。一问，果然是在加拿大上的大学，回台湾后先是在他姐夫的工厂干了两年，后来申请了青年创业贷款，加上他自己的积蓄和姐夫的支持，好不容易开了这间小厂，目前主要是为台湾在深圳的自行车厂生产花鼓。

"什么是花鼓？"我问。

"花鼓就是自行车轴皮，固定钢丝用的。"孔祥儒边说边拿起一个给我看。

这东西我当然认识，骑自行车骑了十几年了，但以前并不知道它叫花鼓。

那天晚上孔祥儒请我在西乡的一个餐厅里吃的饭。说是吃饭，其实主要是说话和喝酒。我发现他很能喝酒，一直喝到十一点，我说不行了，我要回去，他坚持要打个的士送我。我觉得他真是蛮讲义气的。

后来，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并将他在台湾的电话告诉我，说他一个月只来深圳两次，我要有事找他就打他台湾的电话。但我没给他打过电话，没事。

我离开恒基公司前几天又见过孔老板一次，他来蛇口找我，又请我喝酒。我要上班，不敢喝多，他一个人喝，他说台湾人都能喝酒，我问为什么，他说应酬。我问怎么应酬，他说一晚上要连喝三次酒那种应酬。

酒多话就多。那天晚上孔祥儒对我说了很多话，主要是他对现在请的这个经理不放心，并说：我这个庙小呀，不然你来帮我就好了。结合我自己面临的实际，很想问一问他提到的那个经理的一些情况，但我当时在恒基公司很有干头，并不想跳槽，所以没敢接话，怕孔老板顺着话请我过去帮他，那样我就很为难了，于是装着没听见。他又问我在这边工资多少，我说三千。那时候赖晓芸还没告诉我我的工资由香港发，否则我准说四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