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说过，杨东升的智商比我高，我这样说不是谦虚，而是事实。事实是：在我们看来明明是走不通的路，杨东升敢走，而且是理性地科学地去走，结果真走通了。我和他的差距不大，就差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他比我先想到，先看到，先做到那么一点点。当我认为做壳不行时，杨老板认为行，并且去做了，结果做成了。

他想到了国家体委。

根据杨东升的分析，国家体委也是"委"，委比省部高半级，当然也可以分到上市额度，而当时的国家体委及各地方体委和他们的下属机构不是机关就是事业单位，体委下面好像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企业，就是有也很少，至少不会像第一投资和国邦股份这样咄咄逼人，因此，完全可以从国家体委这里分一杯羹。

想到了还要做到。为了做到，我们进行了精心策划。首先，我们赞助中国桥牌协会举办一次邀请赛，定名为"顺达杯桥牌邀请赛"。中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会长是一位曾经职位很高当时退居二线的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更重要的是，名誉会长是当时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父亲的老领导、老上级、老朋友，这位主要负责人喊名誉会长"叔叔"。如果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桥牌邀请赛，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是不会出席的，但这一次不一般，这次由于他叔叔参加，所以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就必须要出席，特别是他叔叔刚刚退居二线，如果这时候他不出席，叔叔怎么想？其他老同志们怎么看？其实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出席一次全国性的桥牌邀请赛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这件平常的事到了杨东升手里就可以让其发挥不平常的作用。我们正是通过这次桥牌邀请赛与国家体委建立了联系，与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建立了关系，并最终促成国家体委从国务院拿到了上市份额，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个份额做壳成功。

大约是我在第二次做壳的问题上明显慢半拍的缘故，或者是我知道的内幕太多的缘故，操作进行到这个阶段，杨老板找了一个高明的理由将我撤了下来，由另外一拨人顶上来完成具体运作。

所谓"高明的理由"当然是提拔。因为这时候原来招聘我的总裁和副总裁已经相继离开公司，并且随着他们的离去，一大批公司骨干也相继离开顺达，于是，公司管理层支离破碎，杨老板就是在这个时候派我回海口总部担任"更重要的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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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回到海口，才知道所谓"更重要的职位"并不是总裁，也不是副总裁，而是公司CIS部总经理。谁也不是傻子，我当然知道这个所谓的"总经理"还不如原来的发展部经理重要，当场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感觉杨老板太小瞧我了，或者说他太高看自己了，居然把这样的雕虫小技不拐弯地直接用在我身上。于是，就庆幸自己当初幸亏没有把对总裁的怀疑反映给他，甚至反过来想，如果当初确实是总裁玩了老板，也可以理解，一定是老板先辜负了总裁，总裁才那样做的。可见，面对同样一件事情，人的主观立场发生了变化，看问题的角度也立刻跟着变化，这样，本来清晰的是非就变得模糊，甚至颠倒过来。

我从北京回到海口的时候，总裁和副总裁都已经离开那里了，我没有和他们见上一面，如果见上，按照正常的礼节大家是要在一起喝顿酒的。如果那样，说不定喝着喝着就会一起说老板的坏话，甚至说着说着，随他们一起离开也不一定。几年之后，我去成都出差，还专门见过总裁一面。但仅仅是"一面"，总裁虽然赋闲在家，却仍然保持当初的架子，与他当年的部下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他并不知道此时的我正在一家大公司担任高级职位，实际权力比当初他在顺达的时候大，如果知道，或许会客气些，如果那样，我们就可能说到当初发生在顺达公司的一些事情。可惜没有，加上我当时只是路过成都去西昌出席卫星发射仪式，来去匆匆，没安排时间和他细聊。至于副总裁，我再也没见过，也不知我这位老乡现在在哪里，过得好不好，但愿他能看到这本书，并且能据此来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