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晋商缘何能够风行300年？新晋商为何尚难以集体长成？一种分析认为，这一切皆归因于，以前的山西资源贫瘠，唯有“走西口、闯四方”方能体会“行商”之快慰与幸福；现在山西的资源“流动性过剩”，即使安然独处，依旧能够尽享“坐商”之惬意与悠然。看起来，这是个悖论，确是山西商人真实的商业存在。所以，新晋商必须直面“黑白之惑”的时刻追问。新晋商群体突破“生长之困”，在于商业行为的创新，商道思维的刷新。传统晋商最可珍视的思想遗产莫过于“商道即人道”，而这也有可能重新成为新晋商乃至中国企业家的鲜明标识与集体“图腾”。只有主动应变、积极转型，中国新商帮才能更好地担当使命、崛起明天。

规则失范、待机盲动，“商业周期”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家的宿命。真实的商业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这本身就意味着，重构中国商界思维体系的迫切与紧要。简言之，商道即是义、利的均衡之道，彰显的是商业伦理精神。穿越障碍、成就商业伦理；抵达心灵，担当商道伦理。商道伦理，商人的精神膜拜。我们饱蘸浓情倡行“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的新型商道伦理，以之冲撞、覆盖中国商人心智。

创新与变革应该成为企业家的存在方式与作业模式，正是因为具有有了一定意义上的破坏性创新，才能促使民营企业在自我否定的螺旋式盘整过程中实现升级与跃迁。稳健盈利与企业家意识的双向递进，是中国商帮新势力重获企业精神的必然路径。应该承认，资本运营是很多民营企业结构性整合的重要前提，但是，企业精神的建构、企业意识的膨胀才是持续前行的根本动力。毕竟，商业实践离不开对企业家精神的解读与塑就，以之扣合并击中商业时代的奇妙和弦。

35年前，3位美国学者写下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在西方世界迅速走俏，对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和警告。古希腊的智者亦认为，人从生存经验所得的道德德行与亲切互利的社会性，应以自然为始源和准则。今天，我们大力倡议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社会和谐的终极目的，无外乎社会人与自然生态的谐调相荣。

人为膨胀的，是单边增长的无边欲望；刻意紧缩的，是协同发展的道义担负。物质愈益丰裕的当下，树立并唤起经济美德，即在于对自然的深度玄思与极度珍视。不尊重江河自然，就不大可能在多样化经济诉求之间，求得弥足可贵的均衡与升级。现在，很显然，诸多企业还没有真切地意识到，社会公益其实是企业生态中最可珍视的部分，反而让自身的企业公民形象充斥着矫饰与作秀、虚伪与堂皇。事实上，商业活动中最匮缺的率真品质便是公益。作为一种个性生成，冷峻的商业意志正在主动或被动地逐渐转化为饱含温情暖意的公益表达。公益，也是严谨的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