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沉醉的书肆

北京是千年帝都，“天子坐明堂”，最高等级的考场设在这儿，全中国最有才华的文士学者都往这里集结，一代又一代；这里又有全国最高学府和最普及的教育，各类学校遍于街巷，一座又一座。在中国，哪里也没有像北京这样对图书有着无比巨大的需要量和辐射力，从古到今。

这，养育了京城图书业。

从大明门到琉璃厂

北京的书业远在元代就有了，到明代时，已成相当规模，集中在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后称“中华门”）右侧一带。

清代除大清门外这一处书肆集中的地方外，当时还有广安门内慈仁寺（今报国寺），王渔洋、孔尚任、朱彝尊等常到这里逛，留下许多题咏。孔尚任就有诗咏清初大文学家王士禛报国寺访书：“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彻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但真正在北京形成规模并有重要和长久影响的图书集散地，是号称“东西两场、南北两街”的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琉璃厂街、隆福寺街。此外，南城的打磨厂、宣外大街、杨梅竹斜街、廊房头条、广安门内大街，北城的地安门大街、鼓楼大街、东安门大街、翠花胡同、灯市口、东四北大街、头发胡同等街巷，也都是书肆、书摊和书局较为集中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些星罗棋布般遍布北京的“网点”，单凭“两场两街”支撑不起旧京满城的书卷气。但那些地方，或拆或改，早已不见当年的光景，有的连整条胡同都消失了。

古旧书和新刊古籍最集中的商圈是琉璃厂街。

琉璃厂卖古玩，这不假，但它的另一个重头戏则是书籍。琉璃厂的书在整个北京甚至全国都是最高品位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货源”和销售对象都是最高层次的。如果就刊刻印刷而言,北京并不能执全国书业之牛耳，北京令其他省区难以企及的地方在于，这里有最舍得花钱买书的最高层次和最多数量的图书消费群体。北京官宦多、文人多、学校多，又有各地来京赶考的举子们，他们传承着中国正统文化，也保藏着最好的书籍，他们是书籍最好的买家；同时，这里又有奇珍书籍最恰当的转让者——总有官宦显贵陷于没落，总有人通过各种渠道向市场输送货源。

大约在清代康乾年间，琉璃厂书市走向红火，成为整个北京最大的书籍集散地，最多的时候，这一带有书局、书摊71家，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我们如果现在去琉璃厂，只能在东街把口的原海王村公园旧址看到中国书店，在西街看到古籍书店和其他几个经营绘画书籍的书店了。（图1宣武区虎坊桥京华印书局旧址）

琉璃厂书业的鼎盛时期20世纪中期。清代鼎盛时期编纂《四库全书》，受命于朝廷的文人们满世界访书搜珍，琉璃厂是最好的去处，出手阔绰的大员们一下子就让敏感的商家明白：商机到了！“学者按图索骥，贾人饰椟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云间颠公《纪京城书肆之沿革》）

辛亥革命前，科举制度又为这里凝聚了大量的“长线”顾客，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大都居住于正阳门外和宣武门外的会馆、客店中，距离琉璃厂很近，到那里逛摊买书该是文人们兼具休闲意味的乐事。此外，在朝中做官的人们，更是这儿的常客。辛亥革命后，几番动荡，又使这里祸福相倚，几乎成为社会变迁的特殊晴雨表。那以后的50年间，琉璃厂经历了三起三落。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京师藏书最富的翰林院惨遭战火。以前一直说是联军纵火，而后来有资料表明，是义和团和清军董福祥部联手攻翰林院隔壁的英使馆时，本欲从院里一侧施行“火攻”，结果反倒使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无数皇家珍藏古籍灰飞烟灭。后来，院中残留的部分古籍以及民间特别是王府大户在战乱中散失的书籍经各种渠道流向琉璃厂，使之“货源”陡增。同时，这也刺激了书商的投入，据载，庚子之乱以后10年，琉璃厂仅新设书肆就达29家之多。此为“一起”。

1911年，辛亥革命震惊朝野，皇族权威一落千丈，北京作为“天子脚下”的敏感地带，人心惶惶，哪个还有心买书去读？于是，琉璃厂书肆立即萧条下来。此为“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