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胡适先生得敦诚的书那样的待遇，也是平常事，很多文人教授都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忆过彼时在家里翻看店里送来图书的往事。此外，您看完不买，没关系，店伙儿下次来再拿走就是了。还有，您留下书没给钱，不妨事，过后再结帐，没人盯着您不放。（图5松韵阁）

在那时，这里曾被沾点“洋味”的学者们亲切地称为“文化沙龙”，很多人深情地眷顾着琉璃厂。这是因为，这里不但是淘书的好去处，还是爱书者的一个聚会场所。用鲁迅在日记中的话来说:“遇相识者甚多。”你能相象得出吗，于今被人们所景仰的20世纪的大文人们常常闲逛在这条小街上，与老掌柜聊着天，与老熟人打着招呼，或者就那么一个人静静地在路上走，有意无意地瞅一眼旁边老店玻璃窗里的物什。他们是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王国维、罗振玉、鲁迅、陈衡恪、陈寅恪、吴虞、周作人、林琴南、钱穆、沈君默、钱玄同、刘半农、朱自清、郑振铎……

老北京的琉璃厂，供养了编纂出《四库全书》那一代康乾盛世的士大夫，滋育了学贯中西的近代学者，熏陶了更多的不计其数的学子们。

这是无与伦比的光荣。

人人尽知朱自清是散文大家，其实他的旧诗写得也好，他有一首专说琉璃厂：“故都存夏正，厂市有常期。宝藏火神庙，书城土地祠。纵观聊驻足，展玩已移时。回首明灯上，纷纷车马驰。”

周作人曾回忆说：“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　

这种读书人与琉璃厂蜜月一般的光景，自从“七七事变”之后，雾一样消散了。以后时局多变，琉璃厂跟着一惊一乍，气息不断小下去。

琉璃厂，勾过三百年爱书人的魂魄。这在全国是独有的。

隆福寺书肆

20世纪初，北城隆福寺商街的书肆多起来。隆福寺的商气最初是由每月两次的集市带起来的，后来固定商店增多，成为北城最繁华的商品集散地。民国初，隆福寺的书肆获得很大发展，有30多家贩书的专营店，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一种奇迹。而且，有些大一些的书店，如文奎堂、修绠堂等还自印新书发行。那时的隆福寺街是一条旧书铺林立的街道，有文奎堂、东雅堂、修文堂、修绠堂、粹雅堂、文雅阁、鸿文阁、稽古堂、三友堂、观古堂、宝荟斋、带经堂等书铺。

这里与琉璃厂一样，都以经营旧书为主，兼营新书。经营书肆的人，多来自河北南宫、束鹿、冀县等地，称为“河北帮”。

隆福寺地处北城，周围尽是吃皇粮的官绅、旗户，老北京人惯称他们为“宅门”。庚子之变乱了一通之后，辛亥革命接踵而至，“宅门”里再没有悠哉游哉的消停日子了，没了生活来源的“先前富过“的人们，纷纷从家里捣腾出箱子底来，或交给“打鼓的”换俩钱，或干脆自己直接拿到早市上摆摊去卖。那个时代，买书人真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候，漫说是善本、宋刻，就是皇家的藏书也照样上小摊。（图6东城区隆福寺商街中国书店）

著名的《红楼梦》庚辰本就是从北城旗人家中流出，由徐星署于1933年年初从隆福寺地摊上淘到的，当时花了八枚银币。这个本子公认是曹雪芹生前最后一个本子。保存曹雪芹原文和脂砚斋批语最多，脂批中署年月名号的几乎都存在于此本。面貌最为完整，文字最为可信。1949年，燕京大学图书馆以黄金二两的价钱从徐氏后人手中购得，与原藏之明弘治岳氏《奇妙全像西厢记》(此书最古刻本)及百回钞本《绿野仙踪》(刻本皆八十回)并称燕大馆藏“三宝”。1952年北大与燕大合并，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后来大量印行于世的《红楼梦》都是以此本为底本，补以其他版本而成的。

中国近现代那些在后来名声远播的大文人，胡适、鲁迅、李大钊、陈寅恪、钱穆、梁漱溟等，莫不以闲来逛书摊为平生最乐事。即以钱穆而论，他自1930年秋至燕京大学任教起，在北京八年，他后来回忆这段时光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

这购书数量的确够惊人的，而这些书中有好多就来自琉璃厂和隆福寺。钱穆买书的方式今天看来很有趣，老先生自述其状：“琉璃厂、隆福寺为余常至所，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遇所欲书，两处各择一旧书肆，通一电话，彼肆中无有，即向同街其他书肆代询，何家有此书，即派车送来。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图书馆，余转少去。每星期日各书肆派人送书来者，逾十数家，所送皆每部开首一两册。余书斋中特放一大长桌，书估放书桌上即去。下星期日来，余所欲，即下次携全书来，其他每星期相易。凡宋元版高价书，余绝不要。然亦得许多珍本孤籍。书估初不知，余率以廉价得之。如顾祖禹《读史防舆纪要》之嘉庆刻本，即其一例。”

哈哈，不知今天还有谁这样买书，亦不知还有哪家书肆这样卖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