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守望”这个词不专属于我们新闻工作者。比如说，季羡林老先生曾经跟我讲，文化的传承总需要一些甘坐几年冷板凳的人，他不觉得他有多伟大，他说社会分工分到我身上，那我就把这一棒传好，传递接力棒也是一种守望。我知道现在人们不爱用一些很大的词汇了，理想啊，责任啊，但是生命中总会遇到这些东西。当把孩子送到你手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是责任。当你行将老去，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希望。年轻的时候应该努力去张扬一下这些词汇。丘吉尔有句话，在30岁之前如果你没有偏激过、没有激动过，你一定是身体有病；但是30岁之后你还偏激、还燃烧，那你就是脑子有病了。我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多偏激、大胆尝试各种东西，以便以后有得回忆，犯了错我们还有时间去改正，到老了我们改错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第3张幻灯片：上写两个字“良心”)

主持人：下一个词汇是：良心。您说过最理想的职业是有良心的记者，我们很认同，但同时这里有几个疑问：难道现在的很多记者没有良心吗?这种良心是指一种人文关怀吗？但是身为记者，也要秉持冷静、客观的态度，那二者如何平衡呢？

白：首先我必须更正一下，我说的是，做有良心的记者是最好的职业“之一”。

良心，我觉得是两点，一是你在夜深人静、或是梦醒时分的时候，永远不怕听到敲门声，第二就是当你做一些事情有可能损害到别人、有利于自己的时候，你刚想做决定但能够马上对自己说不，这就是良心。

我说记者最需要的素质是良知，我把它拆成两个方面，社会的良心和知识的储备，有良心而没有知识的记者有劲使不上，但是有知识没有良心，那太可怕了。最近韩国正在经历一次非常大的震荡，韩国一位国宝级教授黄禹锡有偿地用身边女同事的卵子来做实验，这在国际科学界是向来不被接受的，韩国的电视台披露了他，对于这个，韩国民众议论纷纷，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电视台的报道毁了国宝，甚至总统的发言里面也隐藏着对电视台的不满，另外一派认为电视台代表了韩国的良心，代表了人的良心、媒体的良心。放在你面前，你如何抉择？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事实上任何职业都需要有良心。当你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回头看，你如此地洒脱，“我不负任何人”，那是什么感觉？说到底，良心不是对社会，而是对自己，是让自己心安。

主持人：这是您2000年出版的书的名字，5年过去了，不知有没有什么变化，痛在何处?乐在何处?

(第4张幻灯片：“痛并快乐着”)

白：这5个字是齐秦某张专辑的名字。它本来是一首情歌，但这里不是，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中，中国人心态的缩影。因为在改革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在经历痛并快乐的纠缠。在发展中我们失去这个丢掉那个，感觉很痛苦，但是当你回首的时候你会发现进步的车辙、自己收获了许多，所以就是在这种痛苦并又快乐中向前走。我找不到更合适的字来总结我过去十几年从事新闻业的观察和总结，这5个字最妥帖，所以我就挪用过来了。

主持人：您在作新闻节目的时候，是否经常遇到节目在准备播出的时候被拿下的情况呢?

白：“经常”不会，要是经常的话，活不下去啦(笑)。但是“偶尔”会。还有一点必须跟大家说清楚，现在我的节目被拿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你们可以看到，在电视节目中，最为尖锐的就是我在做的《中国周刊》，很多人觉得即使节目中说话比较尖锐，那也是建设性的，是一腔热血，很安全。被拿掉，那是职业风险，我们必须面对，但是有两点，一是庄稼不收也得年年种啊；第二点，最有效的进攻就是反越位，最无效的进攻是越位。

主持人：这两张照片您熟悉吧?

(第5张幻灯片：两张照片)

白：1994年26岁，1997年29岁，1997年那年当爹，香港回归等等，那一年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一年，我正式涉足大型新闻的直播，这是中国的大型直播的第一场，我成了唯一获奖的现场直播的报道者，获奖的原因很简单，我是唯一没有犯错的人。那年做了三峡截流等，拉开了我介入中国大型新闻事件直播的序幕，从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所有最重大的事件的直播全是我做的，我连“之一”都没加(掌声)。第二个，我获得了主持人的最高奖――金话筒奖。但是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因为那一年，我当爹了(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