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按照规划，建设四川铁路需要筹集4000万~5000万两资金，700万两显然还是太少，于是正好为川路公司的高管们提供了机会——他们以保值增值的名义，拿着这笔钱去进行资本经营。大清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就成了川款重点投放的区域，巨额的资金投进了上海的“麻辣股市”。

这种号称商办民营的公司，其内部之腐败与混乱丝毫也不亚于国有企业，反而因为公家缺位而更为缺少监督和制约。17家民营铁路公司，家家都是乌烟瘴气，丑闻迭出，爱国主义成为恶棍们做无本生意的最好工具。梁启超曾说：“人人以附股为爱国之义务，于是妇女拔簪珥，儿童节羔枣，相率投之若恐后，然此种现象，果遂为国家之福乎？夫附股者，一种之企业行为也，苟附股之动机而非发自企业心，则一国生计之基础，必有受其弊着。盖多数之股东，视其股本有同义捐，而怠于监督之义务，则公司之精神，自兹腐矣。”

川路公司几乎将当时民营企业的所有问题都集于一身，一个小小的经理人居然动用已筹股本的一半即300万两白银，在上海炒股和放贷，并且脱离了任何监控体系的视线。1910年，持续三年麻辣火暴的上海股市彻底崩盘，300万两全部扔进了黄浦江。

川路公司随即掀起了内部“扒粪运动”，检举信雪片般飞进朝廷的纪检监察机构，对立各派还充分动用当时正在兴起的报刊，无限制爆料，相互谩骂，而且都是打着“人民”的旗号。随后，公司高管们又请求中央政府延长征收“租股”的期限，由“人民”为上海的炒股失败埋单。但按照此前的进度，百年内都难以筹集到川路的建设费用，铁路实际上成了川路公司少数人的金饭碗。

此时，又一个解套的机会到来了：中央政府推出了铁路国有政策，全面收购商股。在地方才俊们可劲的折腾下，本就有限的社会资源在民营铁路的大跃进浪潮中被大量浪费。中央政府最后痛苦地发现，商办铁路“奏办多年， 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无奈之下，中央政府只好从1908年起高举治理整顿的大板子，限期无法竣工的商办铁路一律由政府接管，并注销该公司。铁路国有化再度成为主流政策。

经历了多年的放任，地方上已经形成了相当强大的铁路利益集团。同时，在失控的宪政改革过程中，这个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又将势力蔓延到了地方议会，逐渐掌握了能够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方政治势力。铁路国有化，就成为他们利用铁路再捞一把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