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场

岳府街简直快成集市了，水泄不通。那道又厚又宽又高的砖砌影壁后足有七八丈见方的小广场上，也黑压压地挤满了人。这里位于成都市中心，离总督府只隔了几条街，本是雍正、乾隆年间名将岳钟琪的府第，闹中取静，是一个“肃静、回避”的所在。文武全才的岳钟琪是整个清代官位最高、功勋最重的四川人，乾隆皇帝称之为“三朝武臣巨擘”，也是成都茶馆摆龙门阵时“格老子”们最为自豪的老乡。川汉铁路建设之初，岳家后代顾全大局，将这座府第卖给了川汉铁路公司（也有说是捐出来的），这里就成了川路公司的总部——巍峨堂皇，倒也符合川路公司“二政府”的身份。这一天，1911年6月17日下午，川路公司在此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商讨如何应对铁路收归国有。

首先发言的是41岁的董事邓孝可。邓孝可刚刚因为一篇充满激情的《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而闻名全川。他是重庆奉节人，曾经留学日本，其父是重庆“洋火”（火柴）富豪邓命辰，这些都注定了邓董事与台下张着嘴巴傻看的股民们有着巨大的区别。邓孝可显然很擅长调动情绪。他通报的是川路收归国有的基本情况，但他讲到一半便开始抽泣，边哭边讲，边讲边哭，会场气氛逐渐凝重起来。邓孝可完成了会场气氛的预热，随后一位“很白皙的胖子”登上讲坛，向满场的人行了一礼。胖子用洪亮的声音说道：“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一字一顿地，随后便号啕大哭起来。这一下子，人们被邓孝可的前戏撩拨得早已按捺不住的情绪，也开始全面释放出来。这胖子名叫罗纶，南充人，34岁，四川省谘议局副议长，也是富家子弟，其父精医道，而且是哥老会的大哥，黑白两道通吃，与台下的草民兼股民自然不同。

罗纶有本事把在场的股东“捏成了一团粘土”。当谈到借款危害到国家存亡时，“坐在后面的多伏案而泣，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会场几无一人不骂盛宣怀，无一人不骂邮传部”。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被有意识地调动起来了。群情亢奋之下，立即宣布成立同志会，选举领导人。刚才还在痛哭的罗纶推举川路公司的董事、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担任会长，自荐为副会长。其下成立了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四个部门，也都有人自告奋勇出任部门负责人，显见是早有计划的。游说股也就是同志会的宣传部，由罗纶亲自担任负责人，当场招募分赴四川各地的游说员。四川谘议局机关报《蜀报》主笔朱山是宜宾江安人，被称为“蜀中报界之巨擘”，此时自告奋勇担任川东游说员。朱山健步登上讲坛，也学其他人的样子，在桌子上猛击一拳，却不小心打到了一只茶碗里，顿时鲜血直流。这是小小的意外事故，后来同志会将此细节宣传为朱山刺破手指表示决心，其立意、高度就完全不同了。

组建了领导机构，每个大萝卜都找到自己的坑之后，同志会就开始招募会员及各部门的志愿者。19岁的成都人李劼人，后来在着名的纪实体小说《大波》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