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四川官场，因看不透前景，人人自危。成都将军玉崑对于局势就很不乐观，认为国家既然与外资签约，不可能推翻，而川路公司如此逼迫，结果很难预料。他在写给北京的家书中说，四川官吏“纷纷请开缺”，为“急流勇退之计”，自己最好也是“卸肩”为妙，“支吾一天是一天”。他甚至从纷乱的保路运动中看到了打着“宪政”旗号的危险，警告北京家人在10月份资政院开会时“万不可前去旁听，尤恐暴动”。事实证明，这位满洲将军有着比同侪更为灵敏的嗅觉，并适时地采取了规避措施，从而在四川的风云突变中，不仅全身而退，而且还保住成都满城内数万旗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作为将军，玉崑能够“支吾一天是一天”；作为代理总督，王人文也能“支吾一天是一天”；但作为总督，赵尔丰就没有选择了。8月3日，他与王人文正式办理交接。王人文交印后，立即致电朝廷，解释自己的艰难处境，“既不能不为国家贯彻政策，又敢不为朝廷固结人心”，也表功道：“仰托朝廷威德，地方安静，并未别滋意外事端。”朝廷同意他请病假十五天，他虽然还待在成都，但几乎是迅速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远离是非窝。

赵尔丰到任前就支持王人文的立场，对保路运动相当开明。四川保路同志会曾经欢呼，“季帅（赵尔丰）此电岂仅我川七千万人所当额手？？此吾全国人民所日夜祷祝，大有力者之能为吾请命也”。

到任后，赵尔丰至少有六次执行朝廷的强硬路线，这其中固然有他作为第一线当家人的权衡考量，更有他个人希望平安降落的心思。与垂垂老矣的赵尔丰相比，盛宣怀、端方等不仅年富力强，而且都是被压抑已久而刚刚回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急于建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资历，不同的愿望，造成他们之间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定位。

平心而论，中央政府占着法、理，其所作所为并没有错误，客观上为国为民；而地方官员则占着情、势，希望能因势利导地化解群众运动，也没有错。保路运动最后演变为血腥冲突，这不仅是革命与改良的冲突，也不仅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更是朝廷与地方的冲突，尤其是凸显了大清政权上下隔阂，令不行、禁难止，其根基早已被掏空。

赵尔丰没有想到时代变了，毫无信用、不择手段的痞子运动已经成为主流，他应了朝廷的批评，是养虎成患，不仅没能维持住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连自己的脑袋都被当作了革命的投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