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端方的这种敌意，岑春煊当然能够感受到。次日，岑春煊正好得到情报说成都之围已解，他顺势请求中央政府收回对自己的任命。在电报中，他提出只要“朝廷开诚布公，不妄戮无辜一人，不短少路款一支”，赵尔丰自能应对，他就不必再入川。吊诡的是，这位似乎处处想维护同僚间和谐的老干部，却又同时致电内阁，提出应将被捕诸绅释放，这样可望“民气稍平，有所希望不至酿成巨变”。他甚至提出，只有将川路公司的所有用款，包括浮滥与亏损都承担下来，给川路公司足额返还所有的款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显然，他要么是没有很好地做功课，忽视了之前中央花了很大的精力才确定的补偿原则，特别是款项发还方面，如何确保一般小股民的款不被中途克扣截留；要么就是明知故犯，与王人文、赵尔丰一样“邀名取宠”。 内阁对他的建议是大不以为然的，在将电报转给邮传部处理的批示中，明确说：“此次川匪肇乱，纯系藉端煽惑，隐有逆党从中主持。”这就是说，岑春煊自觉不自觉地，在基本的情况判断上与朝廷完全不能一致。事到如今，朝廷也没别的选择，就是指望岑春煊出面能先把局势稳定下来。

看朝廷未理睬自己的分省管辖的建议，端方又在9月27日致电北京，再度要求阻止岑春煊入川，以免两人权限不清，难以合作。而看到自己有关全额发还路款的建议未被采纳，岑春煊也在9月29日提出辞职。辞职未被接受。次日，盛宣怀致电岑春煊解释说：从四川的局势看，已经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四川的保路派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即朝廷废除已经签订的对外商约。盛宣怀表态，到了现在这种局面，他本人并不反对完全还款，但此时绝对不能再纠结于这个问题，毫无用处。岑春煊勉强赶到了武昌，与湖广总督瑞澂进行了会商，瑞澂丝毫不能同意岑春煊那脱离实际的计划。9月30日，瑞澂致电盛宣怀，认为岑春煊“不办首要、股款全退”的主张是荒唐的，如果继续让岑春煊负责的话，则“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肆其影响，将及他省”。10月2日，瑞澂再度致电盛宣怀，指责岑春煊“持见既偏，又多成执，又不能原谅局中人办事之难”，必须阻止他入川。

岑春煊感觉到了自己与第一线官员们的巨大分歧，同日致电朝廷再次请辞，说既然端方已经入川，自己就没必要再去。朝廷已经对这位扭捏作态的老干部失去了耐心，尤其是他的取悦于民（其实是既得利益者）的办法，乃至他还提出要朝廷下罪己诏，都远远超出了朝廷的底线及忍耐程度。看到岑春煊自己再度请辞，朝廷当即回电，同意他休假“养病”，暂缓入川。盛宣怀迅速致电端方，催促他“星夜入川”，并转告他，摄政王已经表示端方目前“有进无退，总须到渝，一切自有解决”。同时暗示，只要他能赶到重庆，就可能出任四川总督。

岑春煊“养病”期间，从北京到成都乃至全国其他地区，官员士绅们或给朝廷上书，或给岑春煊本人写信发电报，恳求他立即入川，甚至有相当肉麻的说法，“川中父老子弟望公如慈母，仰公如云霓，无论如何必当力疾一行，以慰川民”。川籍京官们明确表示任何人都比赵尔丰强，赵熙奏折中所说“赵尔丰始疑川民，继疑川官，以将错就错之谋，成愈剿愈乱之势”，应该就是他们的共同意见。其实，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正是朝廷的指挥混乱、忽左忽右，才造成赵尔丰的艰难处境。身处风口浪尖的赵尔丰，是这场混乱的官场游戏中最艰难的一个角色。朝廷对他不断申斥，派出岑春煊顶替他的位置，又让端方带着湖北的军队前来助剿，有功绝对不会属于他，有过则是他第一个承担，这种处境令他寒心且伤心。

其实，在朝廷任命岑春煊之前，端方是雄心勃勃要把赵尔丰赶下台的。他倒不是看重川督的位置，而是瞄准了瑞澂坐着的湖广总督宝座，这也是他曾经的位置。他曾致电朝廷，在痛斥赵尔丰的同时，建议撤去赵尔丰用瑞澂取代。正是在这种考量下，他在湖北迟迟不动身，明确表示自己与养虎成患的赵尔丰政见不同，无法共事。但朝廷偏偏就“不解风情”， 表示你的职务既然是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当然要入川办公。围绕着官场关系的猜测，也成为当时报纸的热门话题：《时报》就曾报道说，赵尔丰欢迎岑春煊而不喜欢端方，因此催岑春煊赶紧入川；而《民立报》又说，赵尔丰嫉恨岑春煊，设法阻止其来川。

根据比较可靠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发给伦敦外交部的报告，赵尔丰曾致电岑春煊，说成都危急，盼岑早日入川，而致电端方则说“川事大定”，只有成都之外才有小股匪徒。岑春煊知道了这两封完全相反的电报，大感疑虑。就在高级干部们大玩心眼的时候，就在拖延了近一个月的端方带着湖北军队从重庆开向成都的时候，兵力空虚的武昌城内一声枪响，被革命党渗透了的部分新军在10月10日举行了武装暴动，史称“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 保路运动与大清帝国一道出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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