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细想一下，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结构最单纯的建筑物—— 亭子，仍然是由覆盖(顶棚)与支撑(柱子)这两种不可或缺的基本构件组成的。

“性相近，习相远。”无论分属于何种阶层、民族或地域，只要是人，大家在本质、本性上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所谓“性相近也”。但是奈何“习相远”， 后来由于环境的不同导致了大家在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彼此间的个性特征开始日益明显，而不同的个性特征又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我们对于许多事物的看法截然不同。

不同于西方，在我们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建筑是由古时候的圣王有巢氏发明设计的。东周末年的韩非子在其《五蠹》中记载：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

可见中国人最早的建筑是“构木为巢”，即用木构架建成的，这项专利权被我们的先民授予了有巢氏。但实际上，“构木为巢”并不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专利，据赵广超先生讲，在上古时期，除了寸草不生的大漠或冰天雪地的荒原，几乎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曾用木材加泥土建造过他们最早的房屋，正所谓“性相近也”；只是到了后来，在其他各民族都纷纷开始用石料取代木材的时候，中国先民的特殊性才体现出来，他们对木建筑情有独钟，视木材为当然、自然、必然的建筑材料，一用就是几千年。

几千年下来，木建筑几乎成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中国人仍将造房子的行为称为“大兴土木”。中国踞于世界之东，而在中国古老的五行观念中，“东”又恰好对应着“木”，这样一联想似乎颇有些神秘的意味了……无论如何，在以石材为主的西方建筑体系之外，中国木建筑形成了一个卓尔不群的建筑体系，独步千古。

究其根源，除了自然环境、物产资源等物质方面的原因，民族文化心理、群体性格(集体潜意识)等非物质因素对建筑形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以儒学为主体的博大精深的复杂体系，而儒学的宗旨是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社会应该如何恢复到那种为他们所向往的周公时代的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为实现这种理想，悉心整理周籍，提出了一整套的礼仪纲常和伦理观念：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尊卑有序，长幼分明……并身体力行，以身垂范。

孔夫子以其普通人不可理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影响了自己的三千弟子，并通过弟子和再传弟子影响了其身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包括建筑文化)，其中的某些文化基因一直影响到今天。

我们说孔子是圣人。而所谓圣人，于丹教授以为就是在她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道义担当、最有人格魅力的人。所谓神圣是两个概念：神在上古中国人的观念中是指向天空的，《周礼·春官·大司乐》所谓“天神”，郑注即“谓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神，还让我们联想到西方中古时代那高耸云天的哥特式教堂建筑，联想到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而圣似乎是属于大地的，让我们联想到古代中国那富于人间情味的殿宇楼台，联想到像我们乡下外公一般坚定执著、平易温暖的孔夫子。

圣人孔子带给我们的正是一种在大地上生存的信念与智慧，他告诉我们的是应该怎样活着而不是为什么要活着，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记清楚，因为这正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 这是一种过于理性与务实的文化，它关心的对象是大地而非天空，注目的问题是此岸的烦恼而非彼岸的困惑，协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政治)而非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哲学、宗教)，解答的是“怎样(HOW)”的问题而非“为什么(WHY)”；再加上老子的道家哲学的影响，实用主义的中国文化显得益发高明，如它教导人们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对环境所持的态度一向是利用而非征服，行事的手段崇尚迂回而不取直接……

这种非物质的精神气质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建筑形态。如汉宝德先生所言，中国的宗教建筑始终没有突出于人生之外，造成一种超世的形式与威严的气势。中国庙宇在规模上不但无法与皇帝的宫殿相比，甚至无法超过地方政府的衙门或官员士绅的宅第。不但在规模上如此，在建筑的格局上，与居住建筑也没有事实上的分别。[. 参见汉宝德：《中国建筑文化讲座》，20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单从建筑材料的选择上，我们就不难看出，石材需要挖掘与开采，而木材需要培植与砍伐。前者采掘带着直接的、硬碰硬的征服与索取的色彩；而后者植树造林则是迂回的，更倾向于对自然进行配合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