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游戏开始前，每个学生都通过屏幕显示的内容，挑选并命名属于自己和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并且以班为单位，调查最受欢迎的宇宙飞船的名字和外形设计。就如上述在幼儿园进行的研究一样，每组学生的选择程序是不同的。第一组学生可以任意选择屏幕上显示的名字和设计；而第二组学生看到屏幕上有一组选项被特意突出，并且屏幕显示根据调查结果这一组选项是最受欢迎的。最后一组学生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事先选好的选项，但屏幕显示的信息是这组选项是根据对另一个学校三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而作出的选择。正如上述在幼儿园进行的研究一样，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学生实际上面临的选择和第一组学生是一样的。

在学生们玩了一个星期的“空间探索”游戏之后，我们对这些学生再次进行数学测验，看看他们自上次的数学测验后是否有进步。尽管对宇宙飞船的名字和外形的选择只是形式上的，并不能对实际游戏产生影响，但结果却大为不同。正如前述游戏一样，对于英裔学生，由自己作出选择的学生第二次测验的分数提高了18%，而由别人代替作出选择的学生几乎没有任何进步。对于亚裔学生，当选择是由同学作出时，进步最大，与英裔学生一样，分数提高了18%；当选择是由自己作出时，分数提高了11%；而当选择是由陌生人作出时，几乎没有任何进步。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同时也发现，学生对于数学这门功课的喜爱程度也有所不同。

美国英裔学生和亚裔学生对于选择以及选择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理解完全不同。英裔学生认为“是我要玩这款游戏，因此也应当是我本人，而非其他人替我选择宇宙飞船”。而对于亚裔学生，一方面，在他们得知其他同学的宇宙飞船的名字和自己的是一样的，他们倾向于保持这种团结和共同目标，“我们是一个班的，飞船当然也应该是一样的。”我们最初通过家庭和社会文化了解这种思想，但当我们不断地汲取、被灌输这种思想之后，这种思想就变成我们身上一种自然的性格特征。这种思想根深蒂固，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与他人有多少不同，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思想不仅对于形成我们的观点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于现实世界——在此体现为在学校的表现——也会造成极大的影响。设想一下，拥有不同思想的人们居住在同一屋檐下，并且被告知他们财富的增减取决于相互间的亲密合作，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将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集合在一起，同时力求实施同样标准的政策和措施，确保公司或组织的高效运转，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9世纪80年代，以发明泡沫包装闻名于世的美国希悦尔公司（Sealed Air Corporation）对其下属的一家生产机构进行重组，从传统的流水线改成分组工作。与此前由管理人员安排工作内容相反，各个小组可以自己制定生产目标。开展分组生产试验的工厂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不仅员工心情更加愉快，同时在生产数量和质量上都不断取得突破。

希悦尔公司管理层在第二家工厂再次试验这一新的运营模式，希望能复制第一家工厂的奇迹，在令员工满意的同时提高生产力。但是这一家工厂的工人主要是柬埔寨和老挝移民，对他们而言，新的工作模式会令他们感到压抑。“工人们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似乎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生产经理。”工厂经理回忆说。当工人前来询问如何开展工作时，他试图去激发员工的激情和自主性：“你认为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呢？”与第一家工厂的英裔员工欢迎表达他们想法的机会不同，第二家工厂的亚裔员工则为他们的经理并未实施管理权而倍感疑惑。

面对这一情况，希悦尔公司在这一家工厂从头开始，采取每一步必要的措施，以期实现小组运营的模式。经理们希望通过缓慢的、循序渐进的推进模式，让员工逐渐习惯自己做主，并且明白这样做并不会损害集体团结。管理人员也相信，在员工们看到他们的自主决定产生积极而非消极的结果后，员工们会更乐意自己做主。最后，管理人员鼓励员工之间召开非正式会议，在轻松的环境中进行经验分享，从而为小组分工工作打下基础。在花费大量的心血和时间后，最终摸索出了一条被员工所认可的工作方式，第二家工厂终于成功地实施了小组分工的运营模式。希悦尔公司的管理层也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文化对于我们理解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着极大的影响。读者在下一节会了解到文化差异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