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政府1901年颁布“变法上谕”之前，张之洞就明确表明态度：“欲救中国残局，唯有变法一策。”并面致书试图劝说顽固派大臣徐桐：“若不急谋自强，恐再图十年之安亦不可得。”

在接到新政上谕之前，张之洞就从端方和袁世凯的来电中得知，“不日将有上谕，举行新政。”并且得知朝中的荣禄和鹿传霖极力赞成新政，上谕的起草人就是荣禄的幕僚、张之洞自己的门生樊增祥。这就使他能够在新政发出后立即做出反应。但是安徽巡抚王之春随后的来电让他疑惑不解：“密报……奏复变法，勿偏重西。”张之洞回电说：“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他责怪朝廷的变法遮遮掩掩，对“谈变革却不能明说学习西方”的做法非常不满。为了弄清朝廷的真实意图，张之洞致电鹿传麟：“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 

鹿传麟的回电否认了这种说法，并说变法诏书是经过朝廷上下达成共识之后才颁布的，但电文中却也有这样的话语：“腐儒固执，宵小不利，阻扰必多，似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 

朝廷的谨慎态度也使他开始考虑采取稳健的步骤来回应新政诏书。在变法诏书颁布不久，山东巡抚袁世凯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又接连致电张之洞，希望他能先拟大纲，以供各省参照。在重要的政治关头，封疆大吏们怕把握不准中央政府的意见，想在回复朝廷时表现出大致统一的意见。毕竟一场恐怖的政治谍变就发生在短短两三年之前，戊戌政变的阴影和菜市口杀人的血迹仍在，这一点使疆臣们不得不对上谕的深意有所揣测甚至忌惮。以致于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的期限内，竟然没有一个地方督抚发表意见，他们都在谨慎地观望。这大概就是一个专制政府在它即使真心愿意改革的时候，也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连体制内的权臣都因恐怖无法把握政治脉搏，叹息“圣意难测”，更不要说在黎民百姓中取得公信力有多么艰难。这一段小小的插曲和延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昭示了此后清政府推进新政的艰难异常。

张之洞所面对的是压力也是动力，他慎重权衡之后，拟就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提出：“必变西法，人才乃能出，武备乃能修，教案乃能止息，商约乃能公平，矿务乃能开辟，内地洋人乃不横行，乱党乃能消散，圣教乃能久存。”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变法主张，警告不可步子太小：“若仅整顿中法，以屡败之国威，积弱之人才，岂能除二千年养成之积弊？” 

各省督抚看过之后，纷纷表示响应，愿意联衔会奏。但是就由谁主笔来写联衔奏章，一时难以商定。各省大员的意见集中在张之洞和刘坤一声身上。

这时距离新政诏书颁布，要求各省两个月内复奏的期限已经过期，上谕特意催促“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并且朝廷也不愿意看到各省督抚联衔上奏，希望看到各自真实的意见。

接着张之洞与刘坤一两人往返电商，并参考张骞、沈曾植、汤寿潜社会名士的意见，“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二条，月余始就”，后来只张、刘二人联衔上奏了如下三折，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史称“江楚会奏三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