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这道上谕后来被称为“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它这样说道：

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颇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著外务部、户部议奏。

当时中国的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了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的简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谕。对政府这一举动，“五洲人士咸属耳目”，外报惊呼此乃当今“世界之要事”。社会主流舆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希望——“伟哉此举”，相信不久“必将有大改革以随其后，人心思奋则气象一新”。 “洞中窾要”，不仅“内政之希望无穷”，而且“外交界之效力有指顾可见者”。

各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但也有少数立宪派激进人物如《大公报》主笔英敛之等人，颇为冷静地指出这一派员出洋考察的举动所存在的问题：“虑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国政治之精义，将有宝山空归之叹”，并提出，希望以“侯官严又陵、丹徒马湘伯、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等人代替出访的五位大臣，以提高政治考察的实效性。但是可以看到，这种分歧并不是对政府派大臣考察政治的否定，而是怕所派“非人”，达不到考察的效果。

在此之前，对于出洋考察经费的筹备问题，颇费周折。因为国家预算是在数年之后成立的资政院上才被首次正式提出，所以对于这笔临时性财政支出，当时的户部困于无力支付，和外务部联合发电求助于南、北洋大臣，以及湖广总督等地方大员。各省虽然经费困难，但也都纷纷响应，南洋大臣筹解经费1万两，直接汇到了上海；湖广总督、河南巡抚则分别认筹了5万两，直隶、江苏又各认领10万两作为今后几年的出使费用。新疆这样的边远省份也认筹了1万两支持大臣们的政治考察。两个月的时间过后80多万两经费被各地认领。但是已改制的“度支部”（原户部）对很多省份未能如数解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后来根据度支部对考察大臣们的经费监察来看，端方和戴鸿慈一路花了库平银379544两8钱1分，超支了36187两1钱4分5厘7 毫7丝。载泽团用了330016两4钱8分，结余1211两6钱8分。主要耗费是月资、客寓、电报、治装、赠送各国礼品和购买译书资料，杂用占最小比例。

从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颁发圣旨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出洋大臣的人选问题一直变化不定，最终确定下来了以下五位官员，他们分别是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这五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有的是来自皇室宗亲，代表了宗室贵族利益，有的是来自地方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开明官员，有的是来自掌管财政和工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